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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格局入手认识彝汉关系

——《凉山夷家》的启迪之一

罗杨

2010年08月27日13:14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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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耀华(1910年~2000年)是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也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发生发展的重要开拓者。《凉山夷家》无论是在林耀华的个人学术生涯中,还是在我国的民族学领域,都是一部开创性著作。林耀华对彝族文化与社会的双重观察,提示了现代中国多民族发展急需加以区域关照和整体性协调的重要意义。认真研读这部经典之作,对于在民族研究中如何“反思地继承”前辈的遗产,是颇有启迪的。

  去凉山,圆十余年来梦想游历凉山的梦

  《凉山夷家》是现代彝族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上世纪40年代写作《凉山夷家》时,林耀华刚从哈佛大学毕业回国,在成都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凉山之行是他利用暑假考察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计划的第一步,后来,他相继去了康定、甘孜和嘉戎等藏族聚居区。无论是在《凉山夷家》中,还是在关于藏族聚居区的作品中,林耀华都延续着对作为主要社会组织的宗族的关注,理论方法上坚持运用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在书中,始终交织着林耀华作为一位留洋知识分子,在分析“夷夏”历史性的等级关系、国难当头下的国族和民族主义、人类学家文化相对观等问题时的困惑。

  林耀华去凉山调查时,凉山已从昔日的“边陲之地”变成中华民族的抗战大后方。其时,国人对国族、民族认识的变化使得历来少人问津的凉山彝族聚居区,无论是从政治、军事、经济的边政战略角度,还是从汉族与少数民族源流关系、文化沟通角度,都骤然成为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亟待解决的“认识”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林耀华圆了自己十余年来梦想游历凉山的梦。

  林耀华的凉山之行受中国抗建垦殖社、罗氏基金委员会和哈佛燕京学社三方资助。纵观他的凉山之旅,一路上与之打交道的是哪些人士呢?按其旅行线路,这些人依次是屏山县长、屏山土司后裔、中国抗建垦殖社成员、地方保长、驻军排长、雷波土司后裔、雷波县长、马边县长、沐川县长和黑彝头人。他们中间既有属于国家行政系统的地方领导,又有取代土司而称霸一方的彝族头领,与之相应,林耀华有时是“中央”派来的“汉彝委员”,有时又是深入彝族聚居区调查的汉族知识分子。

  林耀华的行李充满“洋味”:有被彝族人视作摄人魂魄的相机和测量人体的工具;有脸盆和行军床,脸盆既是炊具又是洗漱工具,这两种用途都与彝族人的饮食和卫生习惯相异,行军床出现在交通艰险不便的凉山也让人惊讶。

  在凉山,关注地理空间上通衢各方的点及其策应关系

  凉山,在林耀华的书写中不仅不是对外隔绝的封闭实体,其内部也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通过许多地理上的点处处通联。对于凉山的山水,林耀华不是把它们作为纯粹的地理环境来介绍,而是从地理格局入手认识彝汉关系。凉山山水因其是彝汉历史性互动的场域而具有人文意义,这些山水之间既有官方道路网络的开拓,军事力量的驻扎,又有民间繁荣的集市贸易和彝汉杂居村落。

  林耀华对行进凉山路线描述的特点之一,是尤其关注地理空间上通衢各方的点。从成都直至大凉山腹地,从汉族聚居区、彝汉杂居区到彝族聚居区,林耀华分别摘取了组成和打通这一文化线路的几个地理关键点,比如西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西宁镇)、牛牛坝(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牛牛坝乡,大凉山的中枢)。同时,他还非常关注这些点之间的相互策应关系。他在《凉山夷家》中写到:“黄螂与雷波之间皆系汉地,交通无阻。他如三河口、油榨坪、中山坪、滥坝子、山棱岗、马颈子、西苏角、小屋基等处都在汉人手中,虽不能连成一片,若一旦有事,皆可相为策应,民国以后,驻军减少,罗罗大形猖獗。先是失去菖蒲田,雷波、黄螂间交通断绝。失去山棱岗、马颈子,雷波城西就没有保障。失去烟峰、油榨坪,马边通大凉山的中路隔断。再失去三河口,马边和峨边间的交通亦告断绝。”

  这些地理空间点和它们之间的相互策应关系贯穿林耀华的凉山之行,此外,象征汉族行政势力的官道到底修到了哪里,也是他一直留心的问题。

  当时,凉山在世人心目中的一个主要特点便是隔绝,这与近代民族国家对版图内任何地方的控制是矛盾的。官道的延伸,不仅是国家行政力量的深入,更伴随着汉文明或者是中华文明的渗入,道路修得越多,整个凉山被国家拉拢得就越紧。这一潜在背景,使林耀华的书写与古代行游四方的士人相比,似乎少了几分“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洒脱,多了些忧虑。比如,当他泛舟马湖时说:“我国有此美丽山河,只因地处边区,不能开辟游览,诚可浩叹。”

  相比于道路,一路上的军事驻所既是林耀华沿途必须交涉和依赖的重要力量,也是汉彝关系、边区特色的鲜明反映。在彝汉交界的西宁,林耀华看到,“社会秩序的维持,操之于各武力团体如保卫队、垦社、秘密会社等。这些团体,气息相通,彼此皆以兄弟相称。”

  看凉山,注视彝汉民间的互动往来

  虽然国家道路和军事力量止于大凉山麓,但彝汉关系的另一重表征,即民间的互动往来,却以贸易和民族杂居的形式展开,并且遍布大小凉山。第一个在林耀华笔下显示出“边区气象”的市镇是屏山西部重镇秉彝场。他在《凉山夷家》中说:“今秉彝场以东,已无夷人踪迹。”“(秉彝场)为内地通达边区要点,外间盐布货物,皆在此起卸,转由工人运到边地,与夷人贸易。”

  在林耀华眼中,彝汉接触并不仅限于行政、军事或贸易层面,而是深达百姓日常生活。比如,彝汉百姓可以和睦共居。汉族村落居平地或河谷,四围山上皆系彝家。有的村中彝族居多,汉族只占几户,汉族就“投在黑彝治下求生存”。此外,边民之间的往来互动并非简单的“汉治夷”或“夷排汉”,而是极丰富有趣。例如,林耀华的保头里区达吉的住屋“是夷汉文化综合的表示”。里区达吉家的房子有瓦顶、砖墙、石制拱门,不同于彝族传统的土墙木顶。尤有趣味的是,“门顶夷石雕刻‘一品当朝’四个汉字,两边联句则为‘门钱当门一品水,坐厚高山出贤人’”,“屋为汉娃所建,稍读汉书,文句不通,别字层出”,“前进有天井亦汉式,两旁为牛马羊猪之栏。”

  综观林耀华此行,他对凉山的认识是基于地理上通联各方的关键点和这些点之间的网络关系,书写活跃在这些点和关系之上的彝汉间行政、军事、贸易和文化的互往、拉锯、消长等丰富多彩的面貌。这种书写,一是因为当时知识分子与国家间微妙的关系,使他的行程如同是国家最高政权的化身在民族地区穿行,所及之处,即为国家“教化”力量延伸之处。二是因为林耀华是一个系统学习过西方文化相对观念的知识分子,这种文化相对观与民族-国家的理念既有矛盾又有共通之处。在林耀华看来,边疆少数民族在现代国家体系下与汉族是平等民族,而非帝国时代“华夷”的等级格局,这与文化相对观不谋而合,但彝汉历史性的文野等级使他又不能完全达到文化相对论的境界。三是因为国家开发边疆、改造边民的理想,激起了这位接受文化相对论者的隐隐反思。正是在这种模糊的“中间”心态下,林耀华开始了与彝族的交往和对彝族社会的研究。

(责编:汪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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