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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碑见证亲密——寻访承德(下)

舒乙

2010年07月29日08:52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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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德小布达拉宫碑亭里的3座石碑,左为《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碑文用满、汉、蒙、藏4种文字镌刻,为乾隆御笔。

  小布达拉宫内的五塔门,在一座高大的藏式白台上,并列耸立黑、白、黄、绿、红五座喇嘛塔,分别代表五种教派。

  2009年7月,我撰写了题为《十五块京城藏字石碑》和题为《藏式建筑——京城的精彩》两篇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时合并为一,题目是《见证亲密》。差不多相隔一年,沿着这个思路,我到了承德,再一次寻访带藏字、蒙字的石碑,结果收获巨大,在承德共发现了20块带藏字、蒙字的石碑,这个数字表明,承德此类石碑比北京还多,而且还不包括围场的在内。

  承德的带藏字、蒙字的石碑大体是两种类型:一种是石质的门额,或者是牌楼上的石匾额,第二种是巨型的石碑,立碑或卧碑。重点显然是在那11块带藏字、蒙字的巨型石碑身上,每一块上都用汉、满、蒙、藏四种文体刻上一篇皇帝的重要文章,篇篇都有极大的史料价值,原因是这些文章的内容都是涉及少数民族的,既是纪实性的文字,又有政策性的阐述,其离不开的主题宗旨可以归结为“绥靖荒服,柔怀远人”,安定边疆,安抚地方的人民,“俾之长享乐利,永永无极”,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永远享受幸福和快乐。

  承德带藏字、蒙字的石碑和北京的四体文种巨型御碑不大相同,北京的石碑内容大部分是涉藏的,承德的御碑中涉藏的只有一块,大部分是涉疆、涉蒙的,后者共有八块。所以,此两地的乾隆石碑因所立年代不同,重点也各有侧重。承德的侧重点是西部新疆的蒙古诸部。

  记载土尔扈特蒙古部万里东归

  细细分析起来,分布在外八庙里五座喇嘛庙中的九块石碑,除去乾隆为承德城隍庙题的碑之外,剩下的八块石碑,如果抹去表面上的缤纷打扮,实际上是讲了五个完整的民族团结故事。

  头一个故事是关于土尔扈特蒙古部归顺的故事。

  蒙古民族在清朝的时候大致分为三大部,第一部叫漠南蒙古,又称内蒙古,在雍正时期已归顺后金,第二部分叫漠北蒙古,又称外蒙古,又称喀尔喀,它又分为四个部,在康熙时候都正式列入了清朝管辖范围,第三部分叫漠西蒙古,又称厄鲁特蒙古,又称卫拉特蒙古,分布在新疆西部和新疆以西巴尔喀什湖一带,他们又分为四部,包括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四部。其中土尔扈特在最北边。在康熙时期这个漠西蒙古即厄鲁特蒙古问题最大,战乱不断,给西部边疆制造了不少麻烦,是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一桩心事。

  说到土尔扈特蒙古,他们是受到其他蒙古部的排挤和欺侮的,当时早在100年前就被迫远走俄罗斯,到了伏尔加河下游。到了乾隆时期,其首领叫渥巴锡,遇到了三个难题,一是俄罗斯要征调他们的子弟去打仗,二是扣了渥巴锡儿子去圣彼得堡当人质,三是要他们改信东正教,在这种形势下,渥巴锡有意摆脱异族异教的统治,想投奔祖国,坚信喇嘛教。经过一番秘密策化,突然作出坚壁清野的决定,举族东归。走了8个月,经过千辛万苦,行程1万多里,到了新疆伊犁边界,16.9万人只剩下7万多,而且个个衣衫褴褛,贫病交加。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尔扈特东归故事,近年已被拍成电视作品。但这只是上篇,下篇是他们回归后命运究竟如何。事实是乾隆皇帝一直在关心这些蒙古人的命运,并为他们的归顺感到由衷高兴。此时期朝廷内部对如何对待这些回归者颇有分歧,有人持怀疑态度,有人存有戒心,结果,乾隆力排非议,坚决主张立即热情接待他们,说这不是“归降”,而是“归顺”。乾隆一连下了一系列圣旨优恤这些蒙古人,让各地官员出钱、出牛羊、出地、出皮衣、出茶叶,出粮食来接济归来者,结果累计花费了20万两银子。乾隆还大规模封官进爵,召渥巴锡等首领前来承德加封领赏。总之,一切都做得十分详细周到,毫无吝啬之意。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换得蒙古人的忠诚,才能赢得永久的安宁。

  所有这一切,都被乾隆皇帝如实地写在三篇文章里,这是发生在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的事。本来,普陀宗乘之庙是为庆祝乾隆母亲80大寿而盖的,又巧逢他本人60岁,实属国之大庆,到完工时,正好赶上土尔扈特部归顺,其首领来到承德,实属难得,应了佛法的因果报应,值得大书一笔,于是不仅有了《普陀宗乘之庙碑记》,还有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石碑,加起来一共三块,都立在普陀宗乘之庙中的御碑亭里。

  记录重建伊犁固尔扎庙与平定准噶尔之乱

  无独有偶,在乾隆三十年,还发生了一件在承德重建伊犁的固尔扎庙的盛事,也值得一记。固尔扎庙是新疆伊犁河北岸的一座著名的喇嘛庙,大殿高三层,围墙长达一里多,是漠西蒙古的五大寺院喇嘛轮流来此念经的圣地。可惜毁于战火,成了一堆灰烬,不能恢复。乾隆皇帝考虑到承德已经成为每年木兰秋狝和诸藩朝拜之地,不如把固尔扎庙重建于承德,起名“安远”,取安定远方之意。恰好有一支叫达什达瓦部的蒙古人迁来承德居住,正好可以和其他来朝见皇帝的部族首领一起参加落成大典,并用步踏宗教仪式来庆贺,这样就有了《安远庙瞻礼书事(有序)》石碑。这是一块卧碑,也是四种文体的,立在承德外八庙的安远庙里。

  外八庙的普宁寺是目前承德唯一有喇嘛正式做佛事的大庙,它是仿1000多年前建于西藏的最古老的喇嘛寺三摩耶庙的样子修建的。这种样子的大庙乾隆皇帝在北京也建了一座,即北京颐和园万寿山后山上的香岩宗印之阁,可惜后来毁于英法联军之手,已成废墟。2009年夏,经数次考察之后我写成文章,并提出在北京重修此庙,结果得到了同意和批复,目前已经开始启动。此次,我去承德,首先就走访了普宁寺,备感亲切,可找到了在北京重建香岩宗印之阁的活样板,特别是阅览了立在御碑亭中的大石碑《普宁寺碑文》,更明白了当初乾隆皇帝的苦心。

  立这块石碑是在乾隆二十二年,起因是平叛准噶尔暴乱。这就是第三个故事。

  围绕着第三个故事乾隆皇帝也立了三块石碑,都在普宁寺的大御碑亭里,也都是用四种文体刻的,一大二小,大在中,小分立东西,大的叫《普宁寺碑》(1755年),小的分别叫《平定准噶尔铭伊犁之碑》(1755年)和《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1758年)。

  如前所述,在漠西蒙古人的四个部中准噶尔部是最强悍的一支,原游居于伊犁河流域,后来向哈萨克和柯尔克孜地区扩展,经过无数次争战,取得了统治地位,建立了准噶尔汗国。康熙皇帝在1697年之间曾三次亲征准噶尔首领噶尔丹,取得了胜利,收复了伊犁,正式确定了中国西部版图的范围。隔了70年,准噶尔首领达瓦齐又作乱。他无恶不作,横行霸道,搞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乾隆皇帝于1755年派大军征讨,生擒了达瓦齐,统一了大西北,为了纪念这次胜利和企盼边疆的安宁,乾隆决定在承德修建普宁寺。三年后,准噶尔部的阿睦尔撒纳又发动叛乱,乾隆再次派大军征讨,终于获得彻底胜利,结束了准噶尔长期割据新疆的局面,各民族过上了和平安宁的日子,乾隆在碑上语重心长地写到,今后当用怀柔方略,“潜移默运”,以期人心在不知不觉中起变化,都心向中央。

  展示安邦立国的宣言

  平定准噶尔之后,承德又迎来了第四个故事。有一次,乾隆皇帝询问章嘉国师,怎样才能满足内外蒙古、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有个地方瞻仰,发扬肃穆虔恭之心,从而不生二心呢?章嘉国师说,根据《大藏经》记载,有一个上乐王佛,常向东讲经,普度众生。这座建筑要正对东面的磬锤峰,前面多设几道大门,后面建一座高台,上有大殿和佛龛,人们到此会有一种敬慕喜悦之心,而产生皈依佛法的愿望,并在美好的环境中生活和游玩,得到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快乐。乾隆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就在普宁寺和安远庙之间的空地上建了一座大庙,取名“普乐寺”。这座庙的主佛便是上乐王佛,俗称密宗的“欢喜佛”。乾隆皇帝写了一篇《普乐寺碑记》,用四种文体刻在石碑上,并用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来自勉。这是发生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的事。

  最后一个故事发生在乾隆四十六年,即1781年,乾隆70大寿的时候。这一年西藏班禅六世自动前来为皇帝祝寿,乾隆大为感动,特地在承德和北京同时为六世班禅修建了两座行宫,承德的这座叫“须弥福寿之庙”,北京的那座叫“昭庙”,而且分别写了《须弥福寿之庙碑记》和《昭庙六韵》,也都是用汉、满、蒙、藏四种文体来表述的,“上以扬历代致治保邦之谟烈,下以答列藩倾心化之悃忱。”说到底,这两块石碑上的文和诗是政治性非常强的安邦立国的宣言,在团结西藏上是两件有划时代意义的不朽文件,极有深远意义。

  如果说,外八庙中这五座有强烈民族特色的寺庙是一曲华丽的大合唱的话,那么,这五座皇家寺庙中的11块带四种文体的石碑就是这个大合唱段落之间的诗篇和独白了,有高屋建瓴,一语道破之功。

  宝贝啊,宝贝,国之瑰宝,不可不知,不可不看!而且应该在此基础上认真做一些思考,派生出某些战略的主张;当然,这已是下一篇文章的内容了,就此打住。

  (作者为著名作家) 

(责任编辑: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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