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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与虚幻:马来西亚的族群整合问题

于福坚

2010年06月11日14:10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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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与虚幻:马来西亚的族群整合问题
  



  5月17日,马来西亚反对党人民联盟在号称执政党国民阵线“堡垒”的诗巫赢得了国会议员补选的胜利。这是继2008年大选时国民阵线失去议会多数之后遭受的又一次沉重打击。但是从民族整合的角度看,国民阵线的这次失利似乎意味着马来西亚长期坚持的族裔民族主义正在向更为开放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转变。

  “马来人至上”:三位并不一体的族群结构

  马来西亚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拥有包括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其他土著人在内的30多个民族,其中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是马来西亚的三大主要族群。马来人约占人口总数的65%,其次是华人,约为26%,印度人为7.7%。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马来人信奉伊斯兰教,使用马来语;华人则以儒家文化为主,多信奉佛教、道教,使用汉语;印度人则主要信奉印度教,使用泰米尔语。根据马来西亚宪法,马来人在政治生活方面拥有许多华人和印度人所不能享有的特权;但在社会经济方面,因多数马来人生活在农村,贫困率比较高,而华人、印度人则主要生活在城市,总体经济水平较高。由于这些差异和历史上的长期隔离,民族融合几乎不存在。所以马来西亚的国家整合问题主要就是这三大族群间的整合,尤其是马来人与华人的整合问题。

  殖民统治时期,英国对马来西亚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形式上承认各个苏丹对马来西亚的统治权,保留原来的封建土地制度,并通过设置保留地和限制其他族群购买土地的方式,将马来人固定在农村,而利用华人和印度人在城市充当锡矿工、小手工业者和小种植园主。英国殖民者的这种统治和管理方式给马来西亚的族群融合造成两个问题,并成为后来国家整合的主要障碍。一是培养了马来人的特权意识,即“马来人至上”,视自己为马来西亚的“土地之子”;二是形成了马来人与华人和印度人的二元经济结构。尽管如此,由于三大族群都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相互之间也很少有直接接触,所以这一时期的族群关系相对比较和谐。

  1942年,日本的占领成为马来西亚族群对抗的直接源头。日本在马来西亚同样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但是与英国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人对马来人采取拉拢与怀柔政策,而对华人则是进行直接镇压和掠夺。日治时期,马来人作为合作者进入日本在马来西亚的各级行政和治安机构,华人则成为被统治和被监视的对象。结果日本人与华人的对抗多数都变成马来人与华人的对抗。这一时期马来人与华人也发生了直接的经济冲突,成为引发族群冲突的另外一个原因。日本为使粮食种植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改变了英国对马来人的土地保留制度,放宽华人对土地申请的审批,鼓励甚至强迫华人开荒垦殖。结果这一做法引发马来农民的强烈不满,认为对其固有的农业经营权构成严重威胁。战后初期,两大族群间的仇杀多是马来农民对华人村庄的攻击。

  战后英国人的归来并没有消除族群间的矛盾分歧,反而将这些矛盾分歧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为延续自己的殖民统治,战后英国将之前11个分离的马来亚土邦区合并起来组建中央集权的马来亚联合邦,改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新的马来亚联合邦确认了马来人的特权地位,非马来人获得公民权必须符合15年居住期,以及语言和忠诚等诸多苛刻条件。

  1957年马来西亚的独立没有明显改变族群间的隔阂与不平等。1957年7月10日通过的独立宪法规定,马来语为官方语言,伊斯兰教为国教,并在多个方面赋予马来人特权,比如确认马来人的保留地制度、公职人员的保留名额制度,向马来人颁发从事某些特殊行业的执照和在教育方面给予奖助优待等。对于非马来人,独立宪法除了恢复公民权的出生地原则外,在公民权的获取、教育和就业等领域设置了更多的歧视性条件。不平等的族群关系和多年积累的矛盾最终引发了马来西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族群冲突事件,即1969年的“5·13”事件。该事件直接起因是执政的联盟党在选举中失去了国会三分之二绝对多数席位,而以华人党派民主行动党为首的反对党联盟则取得重大胜利,结果引发马来人对失去政治特权的恐惧。5月13日,吉隆坡华人反对党组织庆祝胜利游行时与马来人发生冲突,并迅速蔓延至各地。数百人在冲突中死亡,其中多数是华人。

  “马来人的马来西亚”:民主外衣下的种族主义

  “5·13”事件成为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的转折点。马来西亚政府将这次事件的原因归结为华人在政治上的傲气和族群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为此,该事件之后,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以马来人为中心的所谓“新国家运动”。马来西亚由一个基本上是马来人的国家变成一个公开由马来人支配的国家。

  首先,在法律上通过修改宪法明确“马来人至上”意识。事件之后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禁止对宪法规定的国语、马来人的特权地位、马来统治者的地位和主权条款进行质疑。对政党进行改组将联盟党扩大为国民阵线,以削弱华人族群反对党的力量。

  其次,实施扶植马来人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重心是重组社会资源,即依靠政治上的优势,利用国家政权,改变族群间的所有权结构,消除马来人落后的经济状况以赶上其他族群。具体措施包括对马来人在发放贷款、营业执照和就业方面给予优惠;制定《工业协调法》规定制造业企业给予土著人特定的股权比例和雇佣土著工人的份额;政府直接投资参与工商业活动,比如在关键领域建立国营公司以控制经济命脉,收购外资或华人企业交由马来人经营。

  最后,在文化教育方面更为积极地推行马来化,同时限制华人文化的发展。具体措施包括将人口比例而不是学生成绩作为国立大学招生的依据,即所谓“固打制”;增加马来语的教学比重,推行以马来语为各级学校的主要教学媒介;在国家文化政策上强调伊斯兰教精神等。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国家运动”不仅从根本上扭转了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还将马来西亚从一个多党竞争的民主政体催化为巫统一党独大的威权体制。1974年联盟党改组为由马来人的巫统、马华公会、马印国大党和其他反对党等9个政党组成的国民阵线。经过改组,巫统的一党独大地位得到加强,而马华公会、马印国大党虽然仍是第二、三大党,但仅为诸多反对党的一个,地位大大削弱。因而马来西亚名义上虽然是由一个多党联盟政府来主导,但实际上是巫统的“种族霸权”和“一党专政”。结果带有种族主义性质的“马来人至上”意识和诸多歧视性政策凭借这种政治优势披上了合法的民主外衣。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族群民族主义的终结

  尽管在巫统的威权体制下,马来西亚的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位列亚洲四小龙之一,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其在族群关系上的巨大问题。1987年马六甲、雪兰莪等地区的教育部门决定向多所国民华文小学派出不懂华文的职员担任校长、副校长和校长助理等高级行政职务,结果引发华人团体的强烈抗议并几乎发展成为大规模族群冲突。另外,1985年马来西亚首次出现国民经济1%的负增长。导致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不得不反思持续多年的“新国家行动”和“新经济政策”。

  1991年马哈蒂尔用“新国家发展政策”取代“新经济政策”,并在同年发表的“2020宏愿”中提出“马来西亚国族”的概念。所谓“新国家发展政策”主要是在经济领域调整民族关系以调动华人的积极性,主要内容包括不再硬性规定土著在企业中实现30%股权目标的日期;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土著与华人进行经济合作;取消对华人与中国大陆往来的诸多限制,甚至鼓励他们到中国投资;强调所有的马来西亚公民均能公平地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减少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不平等与不均。所谓“马来西亚国族”是马哈蒂尔提出到2020年实现马来西亚公民不分种族和宗教地相互接受对方的目标。在文化教育方面,马来西亚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也做出了许多调整,比如批准和承认华人开办的高校文凭,培训华文教师,鼓励学生提高华文水平等。这表明马来西亚政府开始调整“马来人的马来西亚”的观念,更富有开放和多元精神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再度成为热议的话题。

  2003年马哈蒂尔的隐退标志着马来西亚一个时代的结束。接任的巴达维在上任之初就明确宣称自己是一个“全民的总理”,并将促进族群和谐作为首要任务。为此巴达维采取多项改善族群关系的措施,如重新推动“学生交融计划”,允许将马来保留地租借给非马来人发展,在国民学校推行华文和泰米尔文教育等。

  2008年大选中,国民阵线失去国会的三分之二多数被认为是马来西亚族群关系转变的一个重要事件,甚至被夏威夷大学马诺分校的新垣教授认为是马来西亚长期推行的族群民族主义的终结。因为国民阵线的这次失利并非偶然,首先是坚持多元族群身份的人民公正党席位大幅上升;其次是同样席位大幅上升的泛马回教党弱化了其伊斯兰倾向,该党甚至推出了1个非穆斯林候选人和13个女性候选人;最后是长期保持沉默的印度人群体从2007年也开始抗议国民阵线的族群政治,要求给予其平等公民权。

  “一个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主义的虚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在族群问题上做出的诸多调整和2008年执政的国民阵线选举失利并不能表明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成为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的主流。国家与社会两个层面存在的整合障碍决定了马来西亚的所谓多元文化主义只是个虚幻。

  在国家层面上,马来人与其他族群的“社会契约”精神即用其他族群的公民权换取马来族群的特权已经根深蒂固。它为马来人与其他族群保持不平等关系提供了法理基础。因此,马来西亚成为世界上唯一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族群关系不平等的民主国家。平等关系的缺失决定了其他族群只能依附于马来文化的主导之下。所有冠冕堂皇的族群关系调整或者是缓和社会矛盾的权宜之计,或者是拉拢选民的政治策略。2009年接替巴达维的纳吉总理提出了“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表示将一视同仁地对待全民。正当那些被边缘化的族群以为政府真的要改变的时候,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慕尤丁却道出了“一个马来西亚”的真意,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宗教”的马来西亚,而不是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平等共生的马来西亚。

  在社会层面上马来西亚三大族群存在难以逾越的融合障碍。差异巨大的语言、宗教和习俗使得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直到现在仍然像殖民统治时期一样,类似于“口袋内一个个马铃薯”,独立而缺乏互动。他们可以在公共领域中彼此交往,然而一旦进入私人领域就各自回到自己的族群与文化圈子里,至于对方的圈子那是无意也不值得探究的。

(责编: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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