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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民族的矛盾还是“文明的冲突”

于福坚

2010年05月28日10:27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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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民族的矛盾还是“文明的冲突”
  



  自5月19日“红衫军”领导人宣布停止集会并向泰国政府投降之后,持续一年多的泰国民主政治危机暂时告一段落。红黄衫军的长期对抗已经将泰国社会撕裂为互不相容的两部分,如何通过民主方式弥合双方分歧、实现社会整合,成为后危机时代泰国政府的主要任务。但是泰国政府还不得不面临另外一个更为紧迫的国家整合问题,即南部三府的分离主义问题。自今年年初以来,泰国南部的北大年、惹拉和那拉提瓦三府连续发生暴力袭击事件,已经造成数十人伤亡。如果说这场“颜色对抗”是政治理念之争或如西方媒体所认为的是传统精英与倾向于民主的现代精英之争,那么泰国南部的分离主义则是统独之争。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一场政治闹剧,而后者则是一场“战争”。

  民族之间的矛盾

  泰国南部的分离主义问题是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涉及到民族、宗教和社会经济等问题。北大年地区是泰国南部北大年、惹拉和那拉提瓦三府的统称,历史上还包括宋卡省的西部和马来半岛北部的一部分,曾是一个独立的伊斯兰苏丹,直到1902年才被暹罗(泰国旧称)吞并。1909年,英国与泰国王室签订的“英暹协议”将北大年地区的吉打、吉兰丹、玻璃市和丁加奴并入了英属马来亚,其他地区则留在泰国。在同一时期,泰国政府为加强中央集权取消了地方苏丹的统治,改由政府派驻的官员治理。

  马来人是北大年地区的主体民族,占当地人口80%,集中了泰国65%的穆斯林人口。在语言上,他们使用一种被称为亚维语的地方方言,即用泰文字母表示的马来语。因此,在90%以上的居民信奉佛教的泰国,北大年地区是一个文化上的“飞地”。此外,在经济上,北大年地区是泰国发展最落后的地区之一,贫困率一直较高。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边缘化,再加上泰国政府长期以来推行的同化政策,构成当地马来人产生分离倾向的主要原因。

  族群对抗,即马来认同与泰国认同的冲突,是上世纪90年代之前马来人分离主义运动的主要特征,其直接原因是泰国政府在该地区推行同化政策。马来人有组织的分离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早在北大年地区正式纳入泰国版图之前,泰国政府即对该地区采取语言和宗教上的同化政策。1901年,朱拉隆功王朝决定加快对南部地区的同化和中央集权化,结果引发马来苏丹卡玛鲁丁领导的反抗。但这次反抗随着卡玛鲁丁的被逮捕而很快结束。从1910年开始,曼谷政府加强了在南部地区的语言同化政策,强制马来人接受泰语教育。1921年通过了“基础教育法令”,根据该法令,所有儿童必须在小学接受4年的泰语教育。这一做法旋即引发马拉人新一轮的反抗。此后,随着泰国政府减缓同化政策的推行以及1932年实现民主化后,马来人获得了议会席位,南部地区的分离运动进入一个短暂的低潮期。然而,1938年颂堪担任总理后,推行所谓激进民族主义的“泛泰国议程”,在南部地区采取更为强硬的同化政策,如在公务部门禁止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强调佛教作为国教的重要性以及要求每个人都要取泰语名字等。南部地区的分离运动再度兴起。二战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马来人与泰国人之间的矛盾。战争期间,泰国政府站在日本一方,而马来人则支持英国。因此,当日本占领英属马来亚的时候,泰国南部地区的马来人备受歧视。二战期间,日本曾将北大年地区恢复到1906年以前的状态,但这反而助长了马来人的分离倾向。因而战后他们更愿意与同根同种的马来西亚合并。1948年,大约25万马来人向联合国提交陈情书,希望在其监督下将南部三府并入新组建的马来西亚联邦。然而,他们的分离行为受到1947年再次上台的颂堪政府的强硬回应。1948年,泰国政府拘捕了被称为“马来穆斯林斗争之父”的霍伊·苏龙,成为当年一系列暴力冲突事件的导火索。尤其是4月26日至28日在那拉提瓦,一个宗教领袖拉曼带领数百名马来穆斯林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导致400多名马来穆斯林在冲突中丧生。这一事件被认为是现代南部马来人暴力斗争的开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马来人成立了几个政治组织,并开始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1959年成立的“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BNPP)成为第一个致力于北大年独立的武装组织。而成立于1968年的“北大年联合解放阵线”(PULO)则是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分离组织。他们以游击战为主要斗争形式,将攻击目标指向警察局和政府部门,包括学校。然而由于这些组织一直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相互缺乏沟通与联合。因此,尽管他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制造过多起暴力事件,但规模和影响一直较小。1980年普瑞姆当选泰国总理后,泰国政府意识到以政治方式解决马来人问题的重要性,普瑞姆政府采取了多项缓和双方矛盾的措施,如整合地方政府机关与警察部队的行政资源,对分离主义的暴力事件做到防患于未然;采取所谓“吸引力政策”,通过南部地区政治参与的提高和经济发展状况的改善,以减少民众对分离主义者的同情与支持。在普瑞姆政府的努力下,马来人的分离运动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陷入低潮,他们零星的暴力斗争几乎淹没在当地普遍存在的犯罪案件中。

  “文明的冲突”

  但是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南部分离主义运动再度变得猖獗起来。2001年底一次有预谋的同时袭击五个警察局事件揭开了新一轮暴力事件的序幕。2004年1月4日马来穆斯林袭击了那拉提瓦的一个军营,杀死4名士兵后抢走了大量武器。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发生了多起针对政府的袭击事件。4月份暴力袭击事件进一步升级,28日100多名武装分子向10余处警察机构发动袭击,几乎全被歼灭,此外还有32名武装分子在库赛清真寺惨案中被杀。到今年5月份为止,南部地区已经发生上万起暴力袭击事件,造成3000多人死亡。北大年地区成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地区之一。

  进入新世纪以来,泰国南部的分离主义运动与之前相比最大的不同点是其宗教冲突的性质。尽管之前南部分离主义也存在宗教上的冲突,但其主要方面还是马来认同与泰国认同之间的差异。然而,近年来南部分离主义的暴力袭击事件从多个方面表明,冲突双方已经变成穆斯林与佛教徒。泰国南部的分离主义问题似乎已然成为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

  首先,宗教因素在此轮分离主义运动中的特征和作用更为明显。受上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范围内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伊斯兰教取代马来民族认同成为南部分离主义者寻求合法性支持的主要途径。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组建的分离主义组织的名称也可以看出伊斯兰教因素的影响,如1985年成立的“北大年圣战者联合阵线”(BBMP),1986年“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也将自己更名为“北大年伊斯兰解放阵线”(BIPP)。

  其次,南部分离主义和国际宗教激进组织联系密切。在地区层面上,泰国南部分离主义与菲律宾的“摩罗伊斯兰解放阵线”、马来西亚的“大马圣战组织”和“自由亚齐运动”等存在合作关系;在国际层面上则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和沙特的瓦哈比主义存在联系。在组织方式和行动策略上,南部分离主义已经与其它宗教激进组织没有分别,比如其成员多为20至30岁左右的年轻人,不再维持需要庞大资金支持的军事力量;在行动策略上,主要采取恐怖袭击的方式,以政府机关和安全机构为主要目标等。

  最后,穆斯林与佛教徒之间的直接冲突越来越多。在2004年的1月的冲突中,有3名僧人遭到暗杀,这表明分离主义在袭击目标上的新变化。此后接连发生多次针对寺庙和僧人的袭击事件。截止到2007年,已经有超过3万名佛教徒从南部逃离。而另一方面,佛教团体为维护自己的国教地位,一直反对宗教多元化,他们对伊斯兰教的兴起也充满了敌意。

  整合的困局:无稳定的政治秩序与明确的战略前提

  泰国南部分离主义之所以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沉寂之后再度显现并趋于恶化,与他信政府在国家整合策略上的失误有关。上世纪80年代,从普瑞姆政府开始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革,大大增加了马来人参与国家政治的机会。与此同时,在南部地区的纷争问题上,泰国政府也采取了比较老到的处理方式,如改善与马来西亚和中东国家的关系以减少分离主义的国际支持。1997年通过的“人民宪法”增添了许多与南部利益有关的内容,如尊重更为广泛的人权、赋予地方以更多的权力等。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得南部分离主义面临比较大的国内压力,而不得不有所收敛。“北大年联合解放阵线”等分离组织也纷纷陷入分裂境地而难以发起有规模的袭击事件。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泰国政府认为南部分离问题已经不再是国家的重大危机问题。

  但2001年上台的他信政府在国家整合问题上的系列做法改变了政治风向。首先,在南部民主党一党独大的情况下为树立自己的权威,对当地政治和安全机制进行改组。曾做过警察的他信认为,南部问题不再具有政治色彩,而只是犯罪问题,因此削弱军队对南部地区的监管权,转而主要由政府控制的警察负责。他信撤销普瑞姆时期建立的南部问题处理机构,如平民军警特遣部队43(CPM43)和南疆各府管理中心(SBPAC)。此外他信还将大批亲随安插到南部地区各高级部门。这些改组行为在南部马来人看来会对其地方权力与利益造成影响。其次,在外交上走亲美路线,支持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他信将泰国的分离主义视为全球反恐的前线,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期甚至派出作战部队,取得了非北约主要盟国的地位。他信的这一立场引发南部马来人的不满,成为导致与政府发生冲突的因素之一。最后,对南部分离主义袭击事件的严重性程度估计不足。自2001年南部暴力袭击事件再度猖獗后,他信认为这些只不过是普通的犯罪行为,“没有分离主义,没有意识上的恐怖主义,只是普通的强盗。”但当2004年“一·四”事件发生后,他信对暴力事件又有些反应过度,如库赛清真寺屠杀事件。此后他信在分离主义问题上采取了软硬兼施的两种策略。一方面通过对暴力事件的镇压加强对南部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通过温和的方式,如增加对南部投资,邀请前总理阿南德建立国家和解委员会等以缓解双方冲突。然而,在他信的危机处理策略中从未将族群、语言和宗教的多元化问题纳入其中。

  2006年一场出乎意料的军事政变结束了他信政权,然而南部分离主义并没有因为他信的下台而有任何缓和的迹象。该问题的错综复杂性已经让泰国的国家整合变成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局。此次民主政治危机的告一段落庶几为今后南部分离主义问题的解决打开了一扇门,经此一役可以让泰国政府在国家与社会整合问题上更为审慎。尽管如此,在既无稳定之政治秩序又无明确之整合战略前提下,解决这一困局的前景恐怕连谨慎的乐观都是奢求。

(责编: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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