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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民主、公正与和平——墨西哥的印第安人问题及其国家整合

于福坚

2010年04月23日11:13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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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民主、公正与和平——墨西哥的印第安人问题及其国家整合
  



  今年是墨西哥独立200周年和民主革命100周年,但墨西哥社会并没有因为“双喜临门”而显得比往年更为安宁。1月21日至22日,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由于政府计划在此修建旅游设施而发生警察和军队驱逐印第安人村社事件,据悉该计划也使另外十余个印第安人村社面临被驱逐的危险。这一事件表明,自1994年发生恰帕斯州的萨帕塔起义以来,墨西哥政府对印第安人问题仍采取漠视的态度和粗鲁的处理方式,而如何弥合族群矛盾实现国家整合还要继续考验墨西哥政府。

  “恰帕斯州的惊雷”

  1994年1月1日,以维护当地印第安人利益为目标的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的武装组织——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占领了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的7个市府。由于这次武装暴动的突发性使得墨西哥政府受到极大震撼,因此被冠之以“恰帕斯州的惊雷”。此外,这次暴动恰好发生在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协定生效之日。起义领袖马科斯在暴动后发布公告称,起义的目标是“土地、民主、公正与和平”,将斗争矛头直指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具有典型的反全球化的批判特征,所以这次起义又被称为后现代主义革命。

  墨西哥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尤其是在1994年开始生效的NAFTA,要求墨西哥政府必须实施一系列结构调整计划,包括土地、石油、电信等私有化、大幅削减公共支出以及实施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等内容。这些内容将会严重损害原住民的利益,对恰帕斯州印第安人来说尤其如此。

  首先,自墨西哥土地改革运动以来,南部地区的大庄园主以用于牧场为借口而使他们的土地免于被征收。因此,这里成为全国土地集中程度最高的地区。土地都掌握在少数农场主手中,而大量农民仅占有少量贫瘠土地甚至没有土地。私有化一方面意味着公司和大地主土地占有的合法化,另一方面则大大增加了印第安人的失地风险。这对墨西哥最贫穷的恰帕斯州来说影响是灾难性的。据估计,私有化改革意味着在恰帕斯州将有150万人失去土地。其次,削减公共支出对恰帕斯州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州。比如相对于其他州5.5%的营养不良人口比例来说,恰帕斯州则达到46.6%。在教育医疗等方面恰帕斯州也远落后于其他地区。一旦削减公共支出,将导致印第安人的医疗教育状况急剧恶化。最后,出口导向模式的改革会造成大量墨西哥农民的破产。对恰帕斯印第安农民来说,这一改革的后果同样是灾难性的。因为种植玉米是恰帕斯阿兹特克和玛雅印第安人的标志性生产活动,也是其主要收入来源。贸易自由化会大幅降低本已极度穷困的印第安人的收入,因为他们不得不与来自北美的廉价玉米进行竞争。因此选择在协议生效之日举行武装暴动,“是为了向世界说明NAFTA是墨西哥原住民的死亡证明”。

  印第安人族群意识的觉醒

  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除了提出土地和民主等要求外,还致力于实现族群自治。

  墨西哥印第安人族群意识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经历了从种族、阶级到族群归属的演变。墨西哥是世界上印第安人最多的国家,约有1200万,接近其总人口的12%。古代印第安人曾经在墨西哥地区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与秘鲁的印加文明并称美洲古代三大文明。紧随哥伦布而来的西班牙殖民者打破了印第安人正常的社会发展进程。他们在消灭这些古代文明的同时也将印第安人强制纳入现代社会的发展轨道。但是这一过程是以印第安人惨遭屠杀和被奴役为代价的。

  在300多年的殖民地时期,种族主义是墨西哥殖民者与印第安人之间关系的主要特征。西班牙殖民者根据种族原则在墨西哥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欧洲人处于最顶端。正如一个德国旅行者所描述的:“任何白人,即使他穷困潦倒,也会自认为是这个国家的贵族。”尽管为了表明与盎格鲁-撒克逊殖民者的不同或优越性,西班牙人通过通婚的方式对印第安人实行种族融合,但是种族和血统原则依然是殖民统治的主要依据。被称为“indio”(殖民地土著)的印第安人无论在政治权利还是在社会地位上都处于最底层。墨西哥独立战争开始后,从1812年的加迪斯宪法就宣布废除种族原则,并规定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但是在独立后的一个世纪里,种族原则并没有消除。印第安纳大学教授瓜尔迪诺认为,后殖民时代所谓人人政治平等的主张只是一个理想,“原住民仍被看做是域外之民和低等贱民。”

  1910年墨西哥爆发了被称为“20世纪第一次社会革命”的民主革命。尽管印第安人是这次革命的主力,但是由于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即将庄园主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所以印第安人是以农民而不是族群身份参与这次革命的。革命的阶级属性掩盖了印第安人的族群意识。

  直到上世纪70年代,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族群意识才首先开始从文化层面觉醒。当时部分所谓的批判人类学家谴责政府的原住民政策,呼吁保护印第安文化、双语教育和其它尊重印第安人特殊利益的政策等。他们认为,印第安问题应该通过文化而不是阶级的途径来解决。由此开始唤醒了印第安人的族群意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墨西哥国内外社会环境的变化则将印第安人的族群意识从文化层面的自醒推向社会运动的自觉。首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为印第安人族群意识的发展腾出了空间。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改革,使墨西哥政府几乎失去了经济和财政的自主权,从而大大压缩了墨西哥农民运动的政治空间。其次,1991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原住民权利公约为印第安人运动提供了法律依据。1992年墨西哥政府修改宪法第4条,首次确认墨西哥的多元文化特征。1992年“发现”美洲500周年的系列纪念活动在将印第安人问题引入公共领域的同时,也强化了印第安人的主人意识。正是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墨西哥印第安人形成了自己的族群身份认同。

  但他们的族群认同在现实中遭遇到了延续自殖民时代的种族歧视,这一点在印第安人聚居的恰帕斯州体现得更为明显。恰帕斯州是墨西哥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生产了全国35%的咖啡和电力,是墨西哥第四大石油和天然气产区,并因为保留大量玛雅文化遗迹而成为著名旅游区。然而该地区的大部分印第安人却处于贫困状态。111个村社中的94个处于贫困线以下,70%的家庭没有通电。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墨西哥政府对原住民采取歧视政策,在权力与财富的分配中将他们边缘化或干脆排除在外。

  觉醒的族群意识与现实中的种族歧视之间形成的张力,促使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印第安人提出了自治主张。不过他们所谓的自治并不是分离主义的独立,也不是脱离现代社会的隔绝,而是以传统印第安村社组织为基础的一种自治形式,主要目的是保护印第安族群的政治经济利益及其传统文化。因此,现在的恰帕斯州和部分其它印第安人聚居区平行存在着两种政治组织,即地方政府和印第安人自治组织。

  政府的态度与处理方式主导印第安人问题的解决

  针对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和印第安人问题,墨西哥政府尽管曾采取过一些怀柔政策,如修改宪法承认文化的多元性,向恰帕斯州提供补贴等,但是“鹰与大棒”是政府处理该问题的主要态度与方式。这是导致该问题久拖不决的主要原因。

  首先,墨西哥政府对印第安人问题采取漠视的态度。1994年的武装暴动对墨西哥带来震撼性影响,并借助大众媒体引发全球关注。但是当时的赛迪略总统认为该事件只不过是墨西哥历史上的“一桩小事”,对国家的影响也是无足轻重的。这一态度直接影响了对印第安人问题的认识与处理方式。墨西哥政府对当前印第安人问题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之前的阶级和经济性质上,忽视了族群意识与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因此,他们以为,只要在恰帕斯地区增加投资和补贴就可以很快解决问题。但是印第安人族群意识的觉醒决定了印第安人问题不再是单纯的农民问题,而演变成一个复杂的结构性问题。政治上的自治权和自决权与经济上的平等发展同等重要。政府对前者的漠视使得近年来双方的谈判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其次,对恰帕斯印第安人的武装暴动采取强硬和粗暴的处理方式。1994年暴动发生的第3天,政府调派上万名军队和数十辆坦克对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进行镇压。尽管政府很快收复所有被占领的城市,但是军事行动不仅没有消灭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反而使他们赢得更多印第安人的支持。1996年双方签订《圣安德烈协议》和平协议后,政府仍在恰帕斯州保留大量驻军。1997年12月恰帕斯州发生导致45名印第安人死亡的屠杀事件。后来查明该事件受到州长阿里亚斯的支持。2000年墨西哥产生了第一位反对党总统,标志着墨西哥民主化进程进入一个新阶段。新当选的福克斯总统也声明将与萨帕塔民族解放军重启和平谈判,并在2001年做出从恰帕斯州撤出3个营的军队的决定。尽管如此,2003年在包括恰帕斯州在内的9个州议会反对的情况下,仍然获得通过的“和睦与和平委员会”修正案表明,墨西哥政府在处理印第安人问题时仍然缺乏民主诚意。

  恰帕斯州的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只是墨西哥印第安人运动的一部分。此外,同属南部地区的瓦哈卡州也有特立齐族印第安人自治运动。他们在2007年宣布建立瓦哈卡自由自治市。政府对印第安人问题的漠视也是特拉齐族人诉诸自治运动的主要动因。正如特立齐原住民运动领导人批评墨西哥政党:“他们只是把特立齐人当做竞选的工具,他们对谁生活在这里、如何生活以及过得如何等根本问题不闻不问。”针对政府处理印第安人问题的态度,墨西哥学院学者史提芬哈根认为“没有萨帕塔的参与,墨西哥的民主化就是不完整的。可以继续忽视印第安人的要求,但是没有印第安人参与墨西哥的政治与经济议程,墨西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

  可见,在墨西哥印第安人问题早已成为一个结构性问题的情况下,墨西哥政府的态度与处理方式成为解决该问题的主导性因素。采取对话与协商的方式,切实尊重印第安人的合法权利,才是弥合族群矛盾、实现墨西哥国家整合的正确途径。

(责编: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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