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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阶级的统合到文化的整合——玻利维亚的国家整合之路

于福坚

2010年04月02日14:00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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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阶级的统合到文化的整合——玻利维亚的国家整合之路
  



  4月19日至22日将在玻利维亚召开的全球气候变化大会,可以说是对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一个呼应。不过,引起大家关注的并不是会议本身,而是它的发起人即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作为南美大陆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环境问题从来不是玻利维亚首先考虑的问题,但向来具有救世情怀的莫拉莱斯却选择发起这一远超玻利维亚能力,但又事关全世界普通民众根本利益的国际会议,他的举动实际上体现了玻利维亚国家整合的基础从社会经济因素向族群即印第安人文化认同的转变。

  “和谐的不平等”:建立在分化阶级对立基础之上的国家整合

  玻利维亚的一些独特社会特征将其与南美大陆的其他国家区别开来。首先在人种构成上,玻利维亚是南美洲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土著印第安人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国家。根据2007年的统计,玻利维亚总人口在1000万左右,其中印第安人约550万,占其总人口的54%。其次,玻利维亚是南美大陆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根据2002年的统计,玻利维亚人均GDP为884美元,但是玻利维亚的自然资源却极为丰富,其石油储量仅次于委内瑞拉,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锂矿资源,因此也被称为“端着金饭碗的乞丐”。与贫穷相伴随的则是其严重的两极分化,全国90%的土地掌握在少数大地主手中。另外,玻利维亚的社会不平等与种族有密切对应关系。在60%的极端贫困人口中,印第安人占到了40%,而掌握土地和矿产资源的几乎都是白人或混血人。令人诧异的是,一个世纪以来玻利维亚从未因此发生过大规模的族群冲突,这一现象被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研究员伊鲁罗斯基称为“和谐的不平等”。

  伊鲁罗斯基认为3个条件导致玻利维亚政治与社会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从而产生这种“和谐的不平等”。首先是殖民时期和1825年独立后,印欧混血人长期处于统治地位,这在玻利维亚民众中间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合法性观念。其次是进入20世纪之后,印欧混血人为维持自身统治地位而采取的跨文化和阶级的联合。最后一点则与玻利维亚包容的政治与社会机制有关,另外以自然资源为基础进行的再分配和对世袭职位的开放也使得这一机制得到延续。

  不过,印欧混血人实行的将印第安人排除在外的精英统治和印第安人长期处于愚昧落后的状态恐怕是造成这种所谓“和谐的不平等”的根本原因。1900年,玻利维亚拥有160万人口,但是只有三四万人享有选举权。绝大部分印第安人生活在农村,由于公共教育的缺失,他们几乎都是文盲,甚至对官方语言西班牙语一无所知。在印第安人中间通用的语言仍是克丘亚语和艾玛拉语,现代政治生活和民族意识与玻利维亚的印第安人是绝缘的。因此即使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玻利维亚社会发生了十分激烈的变化,如随着锡矿的繁荣,中产阶级崛起,印第安人的土地制度普遍崩溃,但是它的传统社会结构却一直延续下来。所以当时的自由党“对于分裂这个多民族社会的严重的阶级与等级问题,并没有多少紧迫感”。

  因此,玻利维亚长期以来的国家整合是建立在分化的阶级对立基础之上的,即处于统治地位的少数印欧混血人与现代政治意识匮乏的土著印第安人,民族或种族认同并不是维系玻利维亚国家存续的主要力量。

  印第安民族主义的觉醒:“印第安人问题”逐渐进入政治讨论范畴

  玻利维亚印第安人的反抗斗争可以追溯到18世纪反抗西班牙统治者的卡塔里游击队,19世纪后期,也曾发生反对政府付费登记地契的抗议和暴动,但是这些反抗都属于面临压迫时的自发反应,而非民族意识的觉醒。

  玻利维亚印第安人第一次真正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源于1899年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竞争。处于弱势的自由党为了打败保守党,与印第安人联合,并鼓励印第安农民参与政治生活。但是自由党一旦取胜即抛弃了印第安人,并将其首领扎拉特逮捕处死。这一事件的意义表现在随后的时间里,“印第安人问题”进入政治讨论范畴,并逐渐形成了最初的族群概念。上世纪20年代,一些精英分子组建了社会党,印第安人问题成为他们经常讨论的议题。

  1952年的社会革命是玻利维亚族群政治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被玻利维亚天主教大学教授莫利纳称之为“半转折点”(相对于2000年9月的多元政治动员而言)。这次革命是以玻利维亚的农民和工人推翻军政权的统治开始的,因此也被称为“拉美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掌权后采取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如普遍选举、土地改革和矿产国有化等。对印第安民族政治运动来说,这一革命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土地改革促成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与农村社会的联合,并将殖民地时期与剥削相关的族群概念转化为与工人、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相联系的更为集中的新认同。不过,这一认同的构建受到后来的卡塔里斯塔运动的批评,认为它只强调认同的阶级基础而使得印第安人或印第安种族概念不复存在。

  1974年,军方与农场主关系的破裂引发新一轮的族群政治化运动,印第安人的历史和文化开始受到更多的强调。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由年轻的艾玛拉族移民和土地改革论者发起了文化中心论的原住民运动,即卡塔里斯塔运动,该名字是为了纪念18世纪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卡塔里游击队。卡塔里斯塔后来分裂为两个组织即革命的图帕克·卡塔里运动和印第安人的图帕克·卡塔里运动。前者与玻利维亚劳工中心的左翼政党保持松散联系,而后者则拒绝西方和白人的左翼党派,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组织。到上世纪90年代,革命的图帕克·卡塔里运动主张多样化的统一,即多元文化主义,而印第安人的图帕克·卡塔里运动则反对多元文化主义,主张“两个玻利维亚”的统治。卡塔里斯塔运动对2000年之后的玻利维亚族群政治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

  莫拉莱斯与玻利维亚国家构建:以社群社会主义为基本价值理念

  新世纪以来的玻利维亚国家构建与莫拉莱斯紧紧联系在一起,但上世纪90年代将玻利维亚社会改革引向族群政治的却是另外一个印第安人领袖斐力普·奎斯普。1984年玻利维亚结束军事独裁实行民主化改革之后,文官政府采取了一些诸如向地方分权等社会改革,正是这些改革为后来的族群政治化运动提供了契机。分权化改革将一些政治权力从中央政府转移到地方政客和非政府组织手中,但是在北部高原地区却导致国家对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控制,从而复兴了印欧混血人的政治权力,引发原住民群体的不满。

  在玻利维亚天主教大学教授莫利纳看来,2000年9月的社会动员是玻利维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折点。这一事件首先源于当年4月发生在科恰班巴市的水厂抗议行动。1999年,在世界银行的要求下,玻利维亚开始了水务私有化改革。美国公司AT宣布接管科恰班巴市的自来水系统,并大幅度提高水价,结果引发当地大规模群众示威。事件最终以AT放弃合同而告终。在这一事件的鼓舞下,9月在首都拉巴斯发生了类似的抗议运动,政府对原住民的经济要求做了更多的让步。正是在这一事件中,奎斯普发起了“两个玻利维亚”的争论,即“一个是印第安人的,另一个是白人的”。奎斯普认为,自从殖民时期这两个玻利维亚就一直处于对抗之中。这一争论使得印第安人的民族认同与以前相比发生很大的变化,即从社会的或阶级的认同向文化、族群的认同转变。

  尽管2002年莫拉莱斯就参加了总统竞选,但2003年的天然气管道风波才真正将莫拉莱斯推向前台。2002年玻利维亚《新闻报》报道,政府达成向北美输送天然气的协议。消息传出之后引发人们的强烈不满,因为根据该协议,玻利维亚只能获得全部收益的18%。另一方面则与管道经过智利有关,因为正是100多年前与智利发生的太平洋战争让玻利维亚失去了唯一的出海口,玻利维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被激发出来。2003年9月2日,基斯佩领导的农业工会组织率先举行抗议活动,莫拉莱斯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党则将运动引向全国,于9月19日至20日号召全国总罢工。在暴力冲突不断升级的情况下,桑切斯总统被迫辞职逃往国外。接任的梅萨副总统虽然宣布了诸如终止天然气出口合同,并在智利出海口问题上表现出强硬的民族主义态度,但其在石油天然气国有化问题上的迟缓做法仍然引发了民众持续的大规模抗议。梅萨最终不得不在2005年提出辞职。

  在抗议活动中高举国有化的主张,极大地扩大了莫拉莱斯在民众中的影响,使其在2005年大选中以53.7%的支持率直接当选总统,莫拉莱斯开始了以社群社会主义为基本价值理念的玻利维亚国家构建。

  从族群政治发展的角度看,莫拉莱斯社群社会主义执政理念的关键在于,将玻利维亚国家构建的基础建立在印第安文明和价值的基础上,承认玻利维亚族群文化的多元性。正如2009年新宪法第一条所规定的:“玻利维亚是社团性的多民族权利社会的统一国家,是自由的、独立的、拥有主权的、民主的、跨文化的、非集中化的、拥有自主权的国家。在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玻利维亚以多样性,即政治、经济、司法、文化和语言的多元化为基础。”玻利维亚国家名称的更改也是这一理念的体现。2009年3月,玻利维亚议会决定将国名由玻利维亚共和国更改为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多民族国的政治方案被学者认为是对欧洲民族国家政治传统的质疑,是拉美地区正在形成的一种全新的政治经历。

  玻利维亚的族群政治运动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全球化的反对,会对玻利维亚的民主化进程产生消极影响。但也有学者如美国德州大学政府学院副教授马德里德认为,玻利维亚的民族主义运动不仅不会、反而会有助于它的民主化进程。因为民族主义运动会进一步促进一般民众的政治参与、政党体系的多元化、选举范围的扩大和民主治理。

  在民粹主义土壤肥沃的拉丁美洲,莫拉莱斯的民族化改革不可避免地沾染上民粹主义色彩。如对当代民粹主义代表人物、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毫不掩饰的推崇,生活习惯和着装上刻意塑造的大众化形象等。民粹主义在实现大众动员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莫拉莱斯也正是凭此而获选总统,但它也容易导向威权主义甚至极权主义。为争取新宪法的通过而放弃总统任期似乎说明莫拉莱斯并不像查韦斯一样追求无限的权力,但是宪法中规定的隔届当选意味着权力大门并没有对莫拉莱斯彻底关闭。

  因此,尽管玻利维亚成功实现了从以社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构建向以印第安文化认同为基础的转变,但如何将这一认同反向转化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摘掉所谓“拉美化”的帽子和规避民粹主义的风险,是玻利维亚未来国家构建的主要挑战。

(责编: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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