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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由民主”到“主权民主”:车臣问题与俄罗斯集权式国家整合

于福坚

2010年01月29日13:18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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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由民主”到“主权民主”:车臣问题与俄罗斯集权式国家整合
  



  2009年4月16日,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宣布,自莫斯科时间当日零时起,俄车臣共和国取消反恐行动状态。自1991年苏联解体,俄属车臣共和国宣布“成为主权国家”以来,车臣问题一直是困扰俄罗斯的大难题。其间经历两次车臣战争及多次震惊世界的人质事件,在俄联邦军队的多次打击下,车臣武装力量从地上转入地下,车臣问题也从民族分离主义演变成恐怖主义。很显然,结束车臣反恐行动的举措,为车臣局势进一步实现正常化、社会与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游离在联邦之外的车臣人

  车臣人是自古居住于北高加索地区的游牧民族,长期的自然经济状态造就了车臣人自由自在和无拘束的散漫习气,而艰苦的生存环境和外来的侵略与磨难则锻造了车臣人桀骜不驯、彪悍骁勇的民族性格。16世纪初,哥萨克人进入高加索地区,与车臣人首次接触,由此开始了俄罗斯人对车臣人的征服过程。对高加索地区的征服是逐步完成的,因为其中涉及到与周边大国奥斯曼土耳其的复杂关系。经过与土耳其长达两个世纪的战争,直到19世纪中期,沙俄才最终完成对高加索地区的征服,车臣也从这时起被纳入俄罗斯版图。

  在大俄罗斯主义影响下,沙俄对车臣人进行殖民式统治,涌入的俄罗斯人占据了当地的肥沃土地,而当地人则被赶入贫瘠的山区。沙俄的高压政策激起了当地人的反抗,19世纪中叶领导山民反抗沙俄统治的沙米尔即是车臣的民族英雄。这种征服与反抗的关系一直持续到二月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至1920年内战期间,北高加索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1917年北高加索代表大会召开,筹备北高加索山民共和国,并于1918年宣布独立,但是该共和国并未获得苏维埃的承认。1920年红军开进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在1922年成立车臣自治州,车臣进入苏联时期。

  苏联成立后,列宁确定了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的原则。根据该原则,苏联针对类似于车臣这样的少数民族制订了许多特殊措施,如发展本地语言、培养民族干部,在这些原材料产地建设工厂、成立经济合作组织发展本地经济等。但这些扶助措施随着列宁的去世和斯大林地位的巩固,很快便被斯大林式的民族问题解决方式所取代,即“俄化”和暴力。1925年为解除车臣地区的居民武装,苏军决定对车臣地区采取武力镇压。1929年开始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将车臣人的土地、马匹以及其他个人财产全部收归集体农庄,并禁止佩戴匕首等,此举彻底改变了车臣人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习惯。

  对车臣人来说,苏联留给他们最惨痛的历史记忆则是从1944年开始的长达13年的强制迁徙。苏德战争时期,德国占领北高加索地区,一部分车臣人认为这是“重获自由”的绝佳机会,因而成立地下组织协助德军。卫国战争胜利后,苏联以此为由,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车臣的独立倾向问题,解决的方式就是与沙俄时期如出一辙的强制迁徙。1944年1月,苏联通过了《关于将车臣人、印古什人迁移到哈萨克和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决议》,2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关于迁移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命令》。车臣人被冠以“特别移民流刑犯”的罪名,行动自由和人身权利均受到监视和限制。1946年,苏联以同样的理由撤消了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由此车臣人成为失去故土的流浪民族。直到1957年,最高苏维埃才撤消了车臣人的特殊移民限制,并将他们的领土恢复到迁徙前的状态,但留给车臣人的痛苦记忆难以消除,已经成为他们民族意识的一部分。车臣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如杜达耶夫、马斯哈多夫等都是在流放时期出生的,小时候的流放生活和被歧视的经历成为他们谋求独立的最大动力。

  车臣问题的浮现及两次车臣战争

  法国学者坎帕纳认为,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车臣有两种民族认同:一方面车臣是苏维埃化和世俗化的。另一方面则是对本民族的习俗、语言和在紧密的家庭结构与伊斯兰苏菲兄弟情谊下传统生活方式的认同。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苏联的解体让车臣的民族认同只剩下后一种,并成为他们谋求独立的契机。

  戈尔巴乔夫以“开放性”和“民主化”为特征的改革,一方面给车臣压抑多年的民族积怨提供了宣泄的渠道,强化了他们对自己民族历史的记忆,苏联体制对他们来说已经失去合法性。另一方面也使得外部的宗教极端势力有机可乘。宗教极端势力一直是车臣问题中的重要因素,民族与宗教极端势力的结合使得后来的车臣问题从民族分离主义演变为恐怖主义。

  苏联解体前后民族独立运动此起彼伏的大环境,把觉醒的车臣民族意识变成民族独立的实践。1990年11月在格罗兹尼召开的第一届车臣人民代表大会,自行宣告脱离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以车臣人的名义成立“车臣人民共和国”,选举从爱沙尼亚回国的空军上校杜达耶夫为执行委员会委员。此时的叶利钦一方面为争取俄罗斯的独立自顾不暇,另一方面也需要获得边疆自治共和国的支持,因此对车臣的分离行为采取了默认的态度,甚至还将杜达耶夫称为“大山里的叶利钦”。1991年8月,车臣武装人员封锁格罗兹尼,抢占最高苏维埃会议大楼、广播电视中心,全面控制了车臣局面。9月,在激进分子的控制下,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宣告解散。1991年11月1日,杜达耶夫发布《关于车臣共和国主权的命令》,宣布车臣为“独立主权国家”。

  当俄罗斯从苏联解体的泥淖中解脱出来之后,对车臣的独立行动采取了强硬态度。1994年12月11日,叶利钦签署了《解除“非法”武装和在车臣境内恢复宪法法律制度》的命令,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经过两年激战,于1996年签署《哈萨维尤尔特协议》,双方无条件停火,并决定将车臣问题留待2001年12月31日前解决。战争并没有解决车臣问题。第一次车臣战争对车臣问题造成了以下几个影响:首先战争让车臣人回想起了历史上俄罗斯人对他们的征服,引发了他们对民族的整体想象。其次,第一次车臣战争彻底将民族分离主义推向恐怖主义。一方面车臣武装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之后,剩余的顽固分子将目标转向平民,1995年6月的“布琼诺夫斯克事件”开了他们制造大型恐怖事件的先河,此后的一系列恐怖事件表明车臣独立运动已经完全转变为恐怖主义。另一方面,战争在车臣人心中留下的创伤使一部分人加入了恐怖袭击的行列。让俄罗斯人闻之胆寒的“黑寡妇”即诞生于第一次车臣战争之后,她们多是在战争中丧生的武装分子的遗孀。

  1997年当选的车臣“温和派”总统马斯哈多夫并没有放弃独立目标,加上多年来持续的恐怖袭击事件,让莫斯科决定继续采取战争的方式彻底解决车臣问题。1999年9月,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他说:“俄罗斯飞机正在车臣对恐怖分子的基地实施打击并且将继续下去,我们将四处追击恐怖分子,如果我们在厕所里抓住他们,就把他们塞进马桶。”随后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显然这次要比第一次准备得充分,俄军仅以很小的代价就将入侵达吉斯坦的非法武装消灭干净。到2000年3月,大规模武装冲突基本结束,转入清剿山区残余势力阶段。2000年6月,车臣临时政府成立,卡德罗夫被任命为车臣领导人。2001年1月,普京宣布全面从车臣撤军,第二次车臣战争告一段落。2003年3月,车臣全民公决顺利进行,90%的车臣人选择了接受车臣新宪法,留在俄罗斯联邦内。

  第二次车臣战争最大的成果在于消灭了车臣独立武装分子的有生力量,他们基本上已经不可能再组织起大规模的武装独立运动,山地游击战和恐怖袭击成为剩余激进分子的主要斗争方式。

  车臣战争后的俄罗斯国家整合之路

  实际上,车臣问题只是俄罗斯联邦众多民族分离问题中的一个。早在车臣宣布独立之前,就有鞑靼、卡累利阿、雅库特、科米、图瓦、卡尔梅克、楚瓦什等共和国相继发布共和国主权宣言,俄罗斯几乎要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为缓和日益严重的地方分离主义,叶利钦政府采取了以分权为主要特征的民族政策,将16个民族自治共和国和4个自治州升格为共和国,赋予地方较大的自主权。甚至在1994年与鞑靼共和国签订条约,承认鞑靼是拥有主权的国家,是国际法主体,与俄罗斯是平等的关系,同时鞑靼又是俄罗斯联邦的一个地区,一个行政主体,即中央与地方的“双重主权”关系,这一模式也被称为“鞑靼模式”。但以地方分权为特征的民族政策不仅没有遏制分离运动,反而激发越来越多的自治地方谋求独立,车臣只不过是走得最远的一个。

  普京当选总统之后,一方面对民族分离主义采取强硬态度,在第二次车臣战争期间他曾亲自驾驶战斗机巡视战场,表示对分离分子绝不姑息。另一方面则一反之前的分权民族政策,加强对自治地方的中央集权。2000年5月13日,普京签署命令,决定组建7个联邦区,由总统任命联邦区全权代表,分别主管或监督89个联邦主体。全权代表的职权包括在本地区组织总统确定的国内外政策的实施,监督联邦中央决定的贯彻执行,保证总统干部政策在本地区的贯彻,定期向总统报告本地区民族安全保障、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同时普京还整顿宪法秩序,要求地方必须在规定时期内修改自己通过的法律,地方的任何法律和法律文件不得与中央立法尤其是宪法相抵触。2004年“别斯兰人质事件”之后,普京决定取消地方行政长官的直选制,改由总统提名、地方选举确认的方式,实际上恢复了地方行政长官的任命制。

  普京的集权式改革对俄罗斯国家整合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民族分离主义具有“先发制人”的效果。通过设置联邦区全权代表的方式可以随时监督地方的民族独立倾向。这些全权代表大部分具有军方背景,主张对民族分离势力采取强硬态度。通过恢复地方长官的任命制,一旦发现他们具有独立倾向就可以随时撤换,避免车臣问题中宣布地方民选总统非法的尴尬局面。

  普京的集权式改革走了一条从叶利钦时期向地方妥协、退让的“自由民主”式分权到“可控民主”和“主权民主”式道路。尽管普京中央集权的改革道路招致国内外诸多批评,但这些改革措施避免了第二个车臣的出现,避免了俄罗斯分崩离析的命运。正如一些专家分析的,普京奉行的强国主义理念以及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的联邦制度改革目标定位,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对俄罗斯文化传统的继承,其改革措施适应了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也符合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实际。2008年2月8日,普京在卸任前的国务会议上,回顾自己8年来的执政成果,表示“俄罗斯已作为强国回到世界舞台”,要“稳定我们取得的主要成就”,“将国家置于动乱边缘,永远不值得”。

(责编: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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