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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殇:苏联解体背后的民族主义因素(下)

于福坚

2010年01月22日14:18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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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殇:苏联解体背后的民族主义因素(下)
  



  从十月革命到1922年苏联成立期间,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民族政策。其理论核心是列宁的民族自决权原则,即各被压迫民族有摆脱压迫民族的独立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采取区域自治形式以确保少数民族权利以及各民族平等参与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

  苏联成立后,列宁的上述主张并没有坚持下来。1924年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在其30年的执政期间逐渐形成了被称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民族政策也被烙上浓重的斯大林印记。因此,苏联的民族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斯大林的遗产。

  斯大林的遗产:大俄罗斯主义、异化的联邦制与解决民族问题的粗暴方式

  斯大林模式下的大俄罗斯主义也被称为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即“从俄罗斯民族的观点出发,维护现存的苏维埃政治制度合法性的一种政治思潮”。苏联成立初期,曾严格甚至僵化地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为体现该原则,苏联甚至组织语言学家把只有几百人的小部落才说的一些地方方言变成书面的文学语言。但是这些平等措施仅限于教育范畴,上世纪30年代后,斯大林开始将自己对民族问题的想法付诸实践,这些教育范畴内的民族平等也就不复存在了。

  大俄罗斯主义的复活首先表现在将俄罗斯民族重新塑造为国家的主体民族。1934年《真理报》载文将苏联爱国主义与俄罗斯民族主义画上等号,1937年开始出现“伟大的俄罗斯人”这种说法。在教育领域,苏联放弃之前的拉丁字母教育,强制各民族语言采用西里尔字母,即向俄语靠近。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一改之前彻底否定沙皇专制的做法,认为苏联“从领土上和历史上”继承了过去的帝国,那些开拓俄国疆土的王公、东正教会和修道制度也曾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

  二战前后,斯大林完全放弃了民族平等原则,将民族分为不同的等级。1937年,斯大林以日本人可能侵犯远东地区为由,将18万朝鲜人从远东地区迁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因为他们可能成为日本的“代理人”。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指责日耳曼人中有成千上万的特务从事反苏活动,因而下令将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的38万日耳曼人迁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1943年收复克里米亚半岛和高加索地区之后,将生活在上述地区的6个小民族指控为“叛逆”,因此约100万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亚或中亚。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斯大林对俄罗斯民族的大力赞扬。1945年在庆祝二战胜利的讲话上,斯大林向俄罗斯人民致敬,说俄罗斯人民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起领导作用的人民”,俄罗斯民族再度恢复了沙俄时期的“老大哥”地位。正如法国学者埃莱娜·卡·唐科斯认为的,联盟已经变成“一个安全不平等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老大哥统治着、并试图同化其他民族”。

  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的另一个遗产是异化的联邦制。联邦制被认为是解决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有效方式。根据列宁的民族自决原则,1922年联盟条约和1924年的宪法规定苏联为联邦制国家,各加盟共和国享有充分的自治权。但随着斯大林模式的形成,苏联的联邦制逐渐流于形式,成为实际上的单一制。1934年苏共十七大决定对国民经济和文化建设加强集中领导,地方对社会问题的决策权几乎全部集中在联盟中央。尽管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对各加盟共和国的权限作了明确规定,甚至规定了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但这些权利仅存在于宪法的文本之中。民族不平等原则也通过该宪法确定下来。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运动则彻底消除了加盟共和国的自治基础,根据所谓“分工”原则,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成为主要生产原材料和农牧产品的单一原料型经济区,没有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成为俄罗斯的附庸。另外在确定联邦组成过程中,以民族划界建立自治共和国、自治州、民族专区是通过行政命令完成的,存在很大的随意性,这也引发后来一系列的族际争端。

  斯大林的另外一个遗产是解决民族矛盾问题的粗暴方式。除了强制迁徙大量少数民族外,他还进行了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运动。基于对民族具有从属性的认识,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已经建成的条件下,民族主义已经不再有存在的必要,消除的途径就是农业集体化和游牧定居化。在大清洗中,许多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被冠以“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道路”的罪名,遭到清洗。这些充满暴力的解决方式不仅没有消弭民族矛盾、实现融合,反而成为后来引发民族分离主义的导火索。

  “苏联人民”:一个虚假的共同体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如何处理他的上述遗产,成为此后所有苏联领导人面临的棘手问题。1961年,赫鲁晓夫宣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苏联各族人民已经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共同体——“苏联人民”,此后的勃列日涅夫也屡次宣布新的共同体的形成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但是,历史表明这是一个虚假的共同体,他们对斯大林遗产的继承,要远多于改革。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给世人留下了彻底清算斯大林模式的印象。在民族问题上,他为之前受到迫害的十几个弱小民族平反和恢复名誉;在联邦制问题上,分权成为赫鲁晓夫改革的主题。1956年,赫鲁晓夫对联邦制进行改革,把一系列以前隶属于部一级单位的企业移交给加盟共和国管理,1957年各共和国在司法和立法方面的权限大大扩大,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的权限也在此后得到扩大。但赫鲁晓夫短暂的“自由化”改革并没有对斯大林的遗产产生多大影响,分权化改革后不仅没有缓和民族矛盾,反而引发了被赫鲁晓夫称为民族意识抬头的“地方沙文主义”现象。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分权化改革,又恢复了斯大林时期的一些做法。首先,在民族关系问题上除了继续对民族问题盲目乐观之外,还进一步宣扬大俄罗斯主义。1971年勃列日涅夫公开宣言“伟大俄罗斯人之美德”,1972年在苏联成立50周年大会上,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的民族关系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已经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苏联人民,一个新的历史性共同体产生了。”但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在大会上要求人们多关心“最发达和最强大的俄罗斯共和国”的“特殊作用”。其次,在联邦制问题上,勃列日涅夫将赫鲁晓夫时期下放的权力重新收归中央,继续推行斯大林时代的区域分工。1977年通过的新宪法认为苏联已经进入成熟的社会主义阶段,并将“苏联人民”这一新的共同体的形成写入其中。尽管宪法声明苏联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但与以前相比,一个较大的改动是只明确了中央的权限,而没有详细规定地方的权利。

  针对勃列日涅夫的大俄罗斯主义和集权倾向,耶鲁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C·巴洪认为:“勃列日涅夫的民族政策,至少就其理论的合理性而言,比斯大林的政策更有害于民族多元化。”

  戈尔巴乔夫的自由化改革与民族主义的兴起

  早在苏联解体之前,巴黎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阿兰·贝桑松就认为:“摆在戈尔巴乔夫或者任何继任者面前的只有一条道路,即在斯大林路线与危险的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谨慎前进。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民族问题的无法解脱的困境。”显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并没有做到足够谨慎。

  根据英国学者沃克的分析,实际上直到1988年,“没有一个加盟共和国想脱离联邦,甚至连最激进的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也没有这种要求”。各加盟共和国与中央矛盾迅速激化的原因在于戈氏改革的不充分性,即从未将民族地区的自治要求纳入考虑范围。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开始了被称为“新思维”的社会改革,不过民族问题并没有进入戈氏改革的范畴。因为在民族问题上他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等持有同样的观点,即认为苏联已经“一劳永逸”地消灭了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各种形式和表现,过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关系问题在苏联已经得到圆满的解决。对民族问题的漠视导致加盟共和国对中央的不满和抱怨越来越多,而戈氏改革的“公开性”则为释放这些不满和抱怨提供了渠道,民族主义即是在这一背景下快速形成的。

  公开性改革从3个方面培育了民族主义情感。首先对斯大林体制的去合法化,使得该体制下的自治制度也失去合法性。民族认同成为填补意识形态崩溃后形成的精神空白的唯一凭借。其次,公开性的提出使得武力解决民族问题失去了合法性,使得民族主义者敢于公开提出自己的独立主张。最后,公开性使得苏共失去了对舆论的控制权,各种有利于民族认同意识形成的历史、文学作品和象征符号大量涌现出来。

  改革对加盟共和国比较关心的联邦制改革问题无动于衷,进一步引发地方的离心倾向。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11月明确表示,他不打算在民主化的第一阶段成功之后对联邦制进行改革。对加盟共和国的合法要求,包括经济上的自治、对领土内资源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和政治上的自主权,均不予理会。戈尔巴乔夫尽管倡导“新思维”,但处理民族问题的方式仍然是斯大林式的。对格鲁吉亚骚乱的平息、处理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内战的欠妥,都使得民族矛盾不仅没有被解决,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当地人的民族仇恨,也将戈尔巴乔夫仅剩的一点儿维持联盟团结的威望消耗殆尽。

  1989年至1990年的加盟共和国与地方选举成为民族分离运动的转折点,民族主义的人民阵线在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等地取得胜利。这次选举打破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平衡,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得到大大增强,经过选举产生的加盟共和国立法机关认为应该对选举他们的民众而不是中央负责。1990年11月公布的新《联盟条约》草案则成为民族分离运动的另一个转折点。该草案没有给加盟共和国控制自己经济和自然资源的权力,并维持联邦法律对加盟共和国法律的优先地位,此外只字未提加盟共和国退出联盟的权利。这个草案甚至不如勃列日涅夫时代的1977年宪法,尽管在1991年又重新提出了赋予加盟共和国高度自治权的《联盟条约》,但“8·19”事件的发生没有再给戈尔巴乔夫留下时间和机会。当他从被软禁的克里米亚返回莫斯科的时候,联盟中央已经没有任何权力。

  把苏联解体的所有责任都归咎于戈尔巴乔夫是不公允的。就民族问题来说,早在斯大林时期就已经郁积了大量民族矛盾,因此解体是苏联陷入沉疴的必然命运。苏联的解体留下的教训很多,在民族问题上,首先是要认识到民族的消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即使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民族问题仍然会继续存在。民族与阶级问题存在着内在联系,但民族问题并不附属于阶级,而是一个具有独立性的问题,阶级的消亡并不意味着民族问题的自动解决,因此不能用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解决这两个问题。其次,要尊重民族地方的自治权,在促进民族多样化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共同国家意识。民族沙文主义从来不是实现民族融合的有效途径,只有民族间的自由平等和共同发展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之道。第三,在政体结构上需要注意保持中央与民族地方的权力平衡,既不能中央高度集权,也不能地方过度分权。最后,在民族问题的处理方式上要注意区分不同性质的民族矛盾,对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要毫不手软,但对正常的民族自治诉求则只能采取对话协商的途径。

(责编: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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