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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2009,感悟思想的力量

2009年12月25日14:07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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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关键词:民族政策、发展、和谐

  新闻内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月发表《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回顾了西藏实行民主改革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50年来西藏广泛深刻的历史巨变。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新疆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介绍新中国成立60年来新疆的发展与进步。9月2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白皮书,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中国的民族政策及其成就。白皮书指出,新中国6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的民族政策适合中国国情,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开辟了一条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光明大道。

  少数民族发展与中国社会和谐

  张海洋(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追求现代化的中国必须面对两大问题:一是“三农”问题,二是民族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土地,也包括农民的社会地位和农耕文化的归宿。“三农”问题是中国的长期问题。民族问题的核心是各民族文化的价值和归宿,当然也包括其社会地位和自然资源权益。现代化要构建民族国家,要整合各民族的多元文化,包括民族语言和宗教。文化是少数民族的“命根子”,所以民族问题也会是中国要长期面对的问题。

  “三农”和少数民族对中国同等重要。我们不知道没有农民的中国还是不是中国,但我们知道,没有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中国肯定不再是中国。中国历史上的朝代虽然有10多个,但大家心目中的古代中国却是有着众多少数民族的汉、唐、元、清,而不是与此相反的明代和南宋。《中国民族报》2009年1月23日)

  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是什么

  杨圣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如果说新疆的稳定问题主要是由于经济落后,那么,为什么在经济更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比现在低得多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的社会比较安定,民族关系比较和谐?显然,贫穷不一定就必然会造成社会动乱和民族矛盾,贫穷与民族矛盾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同时我们相信,西方敌对势力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可以对新疆局势产生冲击,但很难对社会主义政权领导下的新疆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新疆社会的稳定除了受西方敌对势力、“三股势力”和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等因素的影响之外,还存在其他原因。这些原因应是新疆社会内部的原因。

  塔什库尔干之所以是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主要原因不是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高,也不是当地政府比其他地区政府发挥了更大更好的作用,而是传统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使这个社会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基本的安全、温饱、公平、博爱的保障。这才是当地几十年来维持着安定和谐的道德社会的主要原因。(《中国民族报》2009年1月23日)

  从族群视角评价民族政策需要两个准则

  周大鸣(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

  如果以族群的文化主体性和潜在的政治主体性来把握现行的民族政策,可能要用两个概念去衡量,一是满足族群的发展需求;二是把握选择的概念。前者所指的“发展”,不是现代化语境下的“发展”概念,这里所指的“发展”,其含义是在不违背当地族群传承的文化传统和心理意愿、对他们生存的自然环境不构成威胁的条件下,遵循当地人的意愿实施的发展计划。后者则是确立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概念。“选择”要求在评定民族政策的过程中,要把握所制定政策与具体族群所持的价值观和目标维度的相适性。这里所说的价值观,指的是一个具体族群对于自身的定位系统,他们所持有的族群价值取向、发展的趋向性以及他们自身对于生存状态和发展趋势的自我评价。与此同时,把这种自我评价置于国家的整体语境里,对族群的社会发展目标进行有效地评定与解释。这两者的协调就构成了对民族政策的评价准则。(《中国民族报》2009年2月13日)

  制度化的民族优惠政策应符合少数民族的实际需求

  何群(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学民俗学学院教授):

  国家针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制度性安排,会直接或间接地在不同层面影响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就制度环境与社会效应而言,过去政府在帮助鄂伦春族发展方面,多注重于促进其从传统狩猎文化向现代化、从“落后”向“先进”转变,注重于其物质生活的改善,而缺乏对其传统文化特点的了解和政策上的因势利导。与之相关,把民族身份与社会资本联系起来的制度安排对少数民族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引发了一些问题。从有利于少数民族发展繁荣的角度出发,应该及时考察制度、政策对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影响,不断地调整、完善相关政策。(《中国民族报》2009年7月3日)

  发展,新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主题

  青觉(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院教授):

  一个国家转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新的矛盾和问题多发的过程,具体反映到民族问题上就是民族意识的暂时强化。对此,当务之急就是要根据民族意识趋强的新形势,发挥新中国已经确立起来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优势,引导各族人民正确看待、理解文化差异和利益差异,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实现各民族利益的共赢、共享。通过民族理论创新和民族政策优化,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各民族和谐共处,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中国民族报》2009年9月11日)

  关于民族自治的历史考察与理论思考

  朱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作为近现代产生的民族政治设想或设计,民族自治源于帝国统治与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矛盾,是双方相互妥协的产物,但并非是民族平等的体现。从本质上说,这种“以族划界,各自为政”的民族自治容易导致民族关系的疏远乃至民族分离主义的发展,不适合用以处理现代国家和公民社会条件下的民族关系。当代多民族国家民族政治生活的理性观念,应以保证国家主权统一建设和促进公民社会建设为前提,实行各民族团结共治而不是各民族分别自治。在中国,也应以此观念来认识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研究》2009年第6期)

  民族地区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与可持续发展

  李俊清(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制度变迁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对民族地区政府职能转变和路径变迁选择的分析可以看出,民族地区在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方面,普遍存在着诱致性因素不足或一些诱致性因素产生严重负效应的问题,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如果在目标设定、内容和措施选择失当的情况下,则会引发政府与市场错位的问题。因此,民族地区制度变迁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选择恰当的变迁路径,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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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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