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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辱负重、知难而进的费老

宋家鼎

2010年07月09日10:02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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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社会学恢复重建阶段,还是对于“穿青人”的识别问题,费老都表现出了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完全不以个人的荣辱得失来考虑。

  大家在怀念费老这一生的时候,主要是从学术上回顾费老的学术成就、贡献,或者是从费老的人格魅力上来陈述。这几十年来我一直在费老身边工作、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我能感受到费老的苦衷。费老经历了很多坎坷,经历了很多不公正的对待,很多都不为人知。费老一直是忍辱负重,知难而进。

  起初,受习惯势力的影响,社会学在我国一直戴着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帽子,长期被丑化,不为社会所理解和认同。现在我们讲创业维艰,社会学的恢复重建比想像当中的创业还要艰苦。1979年3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召开了社会学座谈会。在会上,费老就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作了重要演讲。其实,在会前邀请与会专家的时候,我们碰了很多钉子。一些学者不愿意站出来,一些学者的家属甚至要把我们赶出门外。当时,费老身边的很多人都不理解,认为费老在学术上已经有相当高的地位了,没有必要再去搞社会学,那会冒很大的风险。

  1980年5月,社会学第一期讲习班开班。当时有很多思想障碍,在筹办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这些问题,也采取了很多措施。社会学讲习班的学员是从各所大学学过两三年马列主义理论的学生中招收的,有一定思想基础和辨别能力。按照规定,授课老师只介绍西方的社会学,而不评论中国的实际。同时,讲习班的老师也讲马列主义理论,包括费老、于光远都这样做。

  当时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国内已经中断几十年了,国内学界对国外社会学发展的状况不了解,经济上也没有能力派人出去或请人前来讲学、交流。费老通过他的同学,通过岭南基金会的资助请来了一些教授给讲习班的学员介绍情况,即便是这样,还有人说我们提供了反马克思主义的讲台,当时这种压力很大。现在,当年参加过讲习班的学生都成长起来,成为学术骨干了。

  去年7月我到西安参加中国社会学年会,参与了社会学史那一组的讨论。大家把社会学史的发展分成了几个阶段,即恢复阶段、讲习班阶段、南开阶段,中间还有一个阶段是修百科全书。有人很奇怪,修百科全书怎么也作为一个阶段?实际上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历史。社会学在重建阶段多次受到习惯势力的影响和干扰,甚至导致学会瘫痪,队伍也四分五裂。费老作为中流砥柱,仍然知难而进。

  我还想举一个例子。197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成立前,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的领导曾找到费老,说当时贵州有一部分民族干部对于“穿青人”问题有看法。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考虑了很多因素,认为承认“穿青人”为单一民族不符合原则,希望费老以学者身份去贵州一趟,做点儿说服工作。

  我跟费老说,“穿青人”如果被承认,他们会很高兴;如果不被承认,当地人的情绪就会很激动,那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说服得了的。这明摆着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是不能轻易接的。我建议他尽量推掉。当时费老笑了笑跟我说,工作就是这样,不能完全以个人的荣辱得失来考虑。

  后来,中央民族大学的一位老师去云南、贵州做调查,回来以后说贵州部分民族干部对费老意见很大。这位老师很朴实,他说的确实没错,但是殊不知费老是接受党的任务,勉为其难地做这件事情。我们在贵州时开了好几次会,费老一直苦口婆心地劝说当地同志。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费老的为人,从这件事情看得出他对党、对党的事业很负责任。

  费老一生不为名利所扰,知难而进,践行了他“脚踏实地,志在富民”的人生目标。费老伟大的人格魅力,令今人敬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级学术秘书)

(责任编辑: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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