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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三俊杰”的非凡人生

牛锐

2010年04月02日10:33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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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三俊杰”的非凡人生
  



  今年3月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诞辰100周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中共云南省委在京召开纪念座谈会,与会者高度评价了艾思奇在研究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等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

  从云南腾冲和顺乡走出的这位蒙古族后裔,虽然幼年离家,一生奔波在外,却不忘家乡,1938年他在给大哥李生庄的信中写道:“在时代的洪流里,我尽我的全力做点儿比较更为大样的事,拿别方面的成绩来赎我不得尽责于家乡的过尤。”在这个寄托追思与敬意的时刻,由艾思奇的风雨人生,联想起艾思奇家族“李氏三俊杰”的赫赫声名,更难忘峥嵘岁月中这个云南蒙古族家庭在创办实业、发展民族教育、宣传新思想方面的光辉业绩……

  艾思奇,“哲学大众化第一人”

  1936年1月,由一系列通俗哲学论文结集而成的《哲学讲话》一书在上海出版。这本不足10万字的小册子一经面世,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短短两年间就已出到第10版。在1936年6月第四次再版的时候,因国民党当局的查禁,《哲学讲话》易名为《大众哲学》。直到1949年,这本书共印行32版,它在创造中国哲学读物出版奇迹的同时,也开启了哲学大众化之门,许多青年人正是在它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这本书的作者由此声名鹊起,被誉为“哲学大众化第一人”,他就是艾思奇,在写就《大众哲学》一书时,年仅24岁。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10 年3月出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青少年时代成长于昆明。在云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艾思奇在进步教员楚图南和共产党员李国柱等人的影响下,积极投身于进步学生运动。1927年和1930年,艾思奇两度前往日本,在福冈工业大学冶金系学习。在那里,他广泛涉猎各种知识,接触到大量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西方众多哲学流派的理论著作,他的世界观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曾对自己的朋友陆万美说:“我总想从这里找出一种对宇宙和人生的科学真理,但都觉得说不清楚,很玄妙。最后,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才感到豁然开朗,对整个的宇宙和世界的发生发展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解释。”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日浪潮风起云涌,艾思奇和许多中国留学生一样,毅然弃学回国。1932年艾思奇到上海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家联盟”,从此走上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道路。1934年6月,在“社会科学家联盟”的安排下,艾思奇进入李公朴主持的《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负责该馆在《申报》副刊开设的“读书问答”专栏的撰稿工作。“ 艾思奇”就是他从这时候开始用的一个笔名,意为“爱好思考奇异事物”。

  对于艾思奇在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艾思奇的胞弟李生葂说,在与读者的互动中,艾思奇逐步了解到读者在想什么。他深深知道,这一时期弥漫在广大知识青年心中的时代苦闷,是由于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他也感受到,当时国内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人还不多,特别是劳苦大众,帮助更多的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正确的生活道路,是理论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全部投入到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上,《大众哲学》就是这一动机的尝试。

  “读书问答”从《申报》独立后,成为《读书生活》半月刊,在第一期就发表了艾思奇撰写的《哲学讲话·哲学并不神秘》一文。在这篇短文里,艾思奇用通俗得近乎拉家常的语言,来说明哲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在文章的开头,艾思奇便开宗明义地说:“哲学的踪迹可以在日常生活里找到。”他指出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感想,而每一种感想里,都潜伏着一种哲学的根底。人们对生活中的问题态度不同,是自发地受着不同的世界观的支配。只有学习了正确的哲学,才能克服自发性,自觉地力求正确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哲学讲话》于1934年到1935年在《读书生活》杂志连续发表了24篇文章,艾思奇用许多妇孺皆知的故事,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深奥的哲理。正如李公朴在《<哲学讲话>编者序》中所言:“普通哲学著作的艰深玄妙的色彩,至少已经在这本书里扫除干净了,这里的哲学,已经算是一般人可以读懂的哲学,而不是专门家书斋里的私有物了。……这一本通俗的哲学著作,我敢说可以普遍地做我们全国大众读者们的指南针,拿它去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

  《大众哲学》的出版,只是艾思奇哲学研究和哲学大众化之路的一个开始。在此后的30多年间,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更为深入,其思想也对更多的人产生了深远影响。1937年,已有两年党龄的艾思奇来到延安,主要从事党内教育工作。在此期间,艾思奇与毛泽东有密切的学术交往,成为毛泽东的哲学顾问,并担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等职。为了适应艰巨而复杂的抗日战争的需要,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艾思奇发表了《哲学的现状和任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张。1947年,艾思奇在马列学院任教,开始讲授社会发展史,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一工作对青年知识分子确立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历任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66年3月病逝于北京,享年56岁。

  艾思奇一生编著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教材和普及读物,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他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于1961年出版并屡次再版,作为第一本全国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发行量颇大,影响和教育了几代大学生。

  艾思奇幼年离家,一生奔波在外,却不忘家乡。1938年,艾思奇得知家乡和顺要修建图书馆,就从延安辗转寄给大哥李生庄一封信。信中说:”我离家时太小,中间虽一度回乡,但也只有10岁前后,只依稀记得村中有一塘波光漾漾、碧澄清澈的活水。……在时代的洪流里,我尽我的全力做点儿比较更为大样的事,拿别方面的成绩来赎不得尽责于家乡的过尤。”

  1979年,艾思奇的夫人王丹一回到和顺,重访了艾思奇幼年时居住过的李氏故居,并与李氏亲属商定,将李氏故居捐献给国家。和顺人为了纪念艾思奇,将其辟为纪念馆,楚图南题书馆名“艾思奇纪念馆”。

  李曰垓,“此来不是做官,是来做事”

  艾思奇在少年时期即接受新思想的熏陶,青年时赴日学习,希冀以工业救国,进而通过哲学研究探寻中国的出路,这一连串成长轨迹受到了其父李曰垓的深深影响。李曰垓曾对自己的孩子说:“我在大学所习为文科,并偏重于政法和哲学。今世变已亟,文法之弊,流于空虚。做人需有一技之长,自不愁无噉饭之地。我盼你们弟兄,能各习科学一种,于国于己,方有着落处。但哲学是一切学术的概括,欲穷事物至理,宜读一些哲学书为宜。”

  李曰垓(1881年~1944年),字子畅,1905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学习。他是同盟会会员,具有浓厚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也是云南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的元老之一,曾担任云南第一殖边督办,晚年因忧心抗日局势致病情加重而终。李曰垓不仅关心子女的成长,更怀着忧国忧民的爱国热忱。他积极发展实业和教育,广泛传播革命思想,在近代云南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1909年,李曰垓在京师大学堂完成学业后,被任命为总理永(昌)顺(宁)普(洱)镇(边厅)沿边学务中书科中书。回到云南后,李曰垓一边兴办教育,一边对民众灌输革命思想,为发展革命组织创造条件。李曰垓在任职期间,一共开办了128所“土民简易识字学塾”,共有学生3974人,由26个民族构成。当时社会动荡,李曰垓历尽艰辛,花费了上万两银子,终于办起了学堂。学堂开办之后,昔日的偏僻之地,也响起了朗朗读书声。办学期间,李曰垓的足迹遍及滇西南,每到一地,他就联络爱国人士,组织秘密活动,宣传反清思想。辛亥革命以后,这些创办于清宣统年间的学堂都被撤销了,但是李曰垓在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方面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

  1929年,李曰垓出任云南第一殖边督办,设署腾冲,统辖滇西大部。他在位近10年,积极推进修公路、开矿产、兴水利、办教育、勘边界等事务,实践着他就任时“此来不是做官,是来做事”的诺言。

  1930年,李曰垓写成《滇缅界务说略并图》一书(当时为上报国民党中央的绝密资料)。他提出,治理云南边政需从交通、实业和教育3方面入手。他主张,在交通方面修建6条道路,以能行驶汽车为主,并主张实测澜沧江,使其能通航;在实业方面重在开发,主要是开发高黎贡山木材资源、种棉设立纱厂、开采矿业;在教育方面,设立简易识字学塾,教授汉语汉文并发展民族语言文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曰垓在腾冲实施的北洞工程。1931年,腾冲缅箐乡有荒地近10万亩,因缺乏水源而荒废,李曰垓召集乡绅出资组建利生垦务公司,拟兴修水利工程,引魁甸乡河水来灌溉。在缅箐与魁甸之间横亘着一座小山,需开凿隧道。工程历时5年,终因资金不足而功败垂成。此事对李曰垓打击巨大,为此他常独坐沉思,有时捶胸顿足,以致抑郁成疾。新中国成立后,北洞工程终于完工,李曰垓的遗愿也终于实现。

  李生庄,呼唤边地新文化的晨暾

  艾思奇在家里的5个孩子中排行老二,长他6岁的哥哥李生庄对艾思奇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李生庄学的是西洋哲学,他见二弟对哲学有兴趣,就常常给他介绍一些外国的哲学思想,指导他看有关书籍。

  李生庄(1904年~1945年)在云南省立一中读书时,就对新思想、新文化非常感兴趣,是“五四”时期云南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1923年,李生庄考入东南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并师从章太炎学习经史。在校期间,他曾任全校学生会主席,并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

  1928年,李生庄回到云南省立一中执教,并兼任云南《民众日报》副主编。他一面在学校开展进步活动,一面在报纸上宣传马列主义,这些活动得到了艾思奇的积极配合。1930年,李生庄随父李曰垓到腾冲,出任云南第一殖边督办公署秘书兼和顺图书馆馆长。李生庄认为,“育人才首要需教师,……办学要多收夷人、贫苦人、女性”。在腾冲期间,他在当地首创了女子中学、边地简易师范和“土民小学”,掀起了推动社会进步的风潮。

  1931年,李生庄在腾冲县城下西街灵官庙主持开办女子中学,提倡“走出闺房,打出厨房,婚姻自由,争取妇女解放”等进步思想。面对封建传统势力的指责,李生庄坦然地说:“我为提高地方文化、解放妇女而为,哪有照壁背后不骂官的,怕之有何!”

  1935年9月,李生庄创办腾越边地简易师范并任校长。学校生源来自滇西广大地区,由8个民族构成。学生除潜心学习外,还开展养猪、种菜、养蚕等劳作。学生免交学费,每人每年发制服1套,每月补贴伙食费4元,生活困难的学生还能得到特别照顾优待,因而,学生亲切地称李生庄校长为“学生慈母”。至今,已是垂暮之年的腾越边地简易师范学生,仍然记得李生庄亲自作词并谱曲的校歌:“学校是社会,学校是家庭。同学们,团结起来,学习人生的技能,磨砺自我的德行。奋勇当先,我们的精神是前进。忠爱为本,我们的态度是和平。劈草莱,斩荆棘,我们的目的是创造边地的光明,我们的学校是边地的晨暾!”

  李生庄还在腾冲倡导进步话剧活动,宣传革命思想、爱国思想。“九一八”事变后,李生庄组织道路工程班学员与腾越边地简易师范的学生联合演出《甲子那一天》、《碧血千秋》、《孔雀东南飞》等话剧,在当地引起了强烈反响。随着群众性话剧演出活动的高涨,李生庄等人创办了艺友社,排演了《岳飞》、《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等节目,并带动了当地一批进步话剧社团的成长。艺友社后改为怒江剧团,其足迹遍及怒江以西的城镇乡村,并到缅北华侨中演出,为动员人民群众抗击日寇、救亡图存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7年,在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的时代背景下,李生庄创办了《腾越日报》,并任社长,这是腾冲有史以来的第一份日报,其内容紧扣时代脉搏,文字生动活泼,在国内外均有人订阅。腾冲沦陷期间,《腾越日报》成为腾冲抗日军民的喉舌,即使在最艰苦的战争环境下,除短暂停刊外,多数时间均坚持出版发行。

(责编: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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