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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命见证信仰的神圣——林语堂的基督教思想

施萍

2010年08月10日14:33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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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语堂认为宗教信仰是个人在生存论上的决断,是个体的精神事件。因此,“上帝”不能“救国”、“救民”,只是拯救个体的精神信靠。他相信对“上帝”的精神需求是人的本能,坚决维护“上帝”特有的精神价值和终极意义,即“上帝”是神圣的,是任何世俗的权威都无法取代的。

  林语堂的《信仰之旅》出版于1959年,是他对自己宗教信仰完整、全面、成熟的总结。“五四”启蒙运动中的“立人”思想影响了林语堂的一生,他的基督教信仰也立足于“救人”。林语堂把近代历史比做一艘无人驾驶的“鬼船”, “鬼船的乘客”是他对现代人精神处境的形象描述。在茫茫大海上独自航行,不知来处,不明去路,什么才是脆弱生命的一线维系呢?在这条“鬼船”上,理性支撑、历史法则、现实原则都被粉碎了,只剩下人独自面对着那个令人震惊的“天”——上帝。只有把个体置于绝境中才更觉生命的弱小,更能体会到生命的无根基性,只有在与绝望的生死搏斗中才更渴望永生,这时与“上帝”的关联才会使人不再孤独。林语堂认为任何一种宗教都是为了解除人的孤独感,而“上帝”是让他最愿意亲近的,因为在“耶稣的世界中……没有孔子的自制、佛的心智的分析,或庄子的神秘主义”。

  林语堂确信信仰是人性的一部分,就像“上帝”赐予了人求生、繁殖的本能一样,也赐予了人追求自我完善的神性。他认为,当信仰与社会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与“上帝的国”就分道扬镳了。一旦信仰沦为伦理道德,信仰也就被取消了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尊严。信仰与伦理道德有关系,真正的信徒在个人生活态度上必然会注重德性,但信仰是道德无法取代的更为根本性的原则。伦理道德是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它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标准,信仰则是人类永恒的精神需求。让信仰作为社会改造的工具,无异于让上帝匍匐在世俗权威之下,这正是林语堂要警惕的又一个问题。

  针对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林语堂坚决维护“上帝”在人类生活中的“在场”。他以两个事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一是二战后出现的道德空隙,即“缺乏值得为它而活、为它而战的可信、善良、新颖的东西”造成了“跨掉的一代”;二是莫斯科在奉为偶像的领袖走下神坛后,人们的精神生活陷入的空缺虚无。这两个反证说明人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安身立命之本的。也就是说,人在天地之间必须确立一个精神向度,以此作为一切活动的目标。如果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概括了人生的3种境况,那么是什么让人“不淫、不移、不屈”呢?在林语堂看来,就是个体灵魂的精神取向,是个体认同并甘愿为之奉献一切的那个“上帝”。一旦“上帝”不在场,精神取向失去了方向,精神混乱、价值虚无就会随之而来。但是“立命”的境界有高有低,生存需求、个人私欲、群体利益以及它们的种种化身都可以成为一种精神向度,而在林语堂看来,只有对“上帝”的信仰才能保护人不受虚无和悲观主义的袭击,因为他的“上帝”象征着人的至善意向,是对价值意义的终极关怀。

  诚然,“上帝”也是人造的,然而“上帝”是人的最高智慧的结晶,是一种高远无比的理念性象征。明明是人的“造物”却要说成是“神启”,就是为了维护其神圣性,避免世俗功利对它的终极意义的遮蔽。唯物主义取消了“上帝”存在的物质基础,却无法消除人类对“神”的依恋,于是世俗的权威被抬举到了“上帝”的宝座上,这是比没有“上帝”更危险的社会行为:对不具终极意义的偶像的宗教狂热终将导致政治的专制和暴力,也会导致人性的被压抑和扭曲。人格神不可能给人类一种可持续的精神支撑,科学、理性也不能缓解人类灵魂的饥渴。

  林语堂曾断言人类在经过18世纪的人文主义、19世纪和20世纪的唯物主义后,将在20世纪后期重回宗教的怀抱。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将成为基督徒,但是他肯定了信仰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意义,同时又提醒人们信仰的神圣性超越于国家、民族、阶级之上,不是任何世俗权威能够替代的。

(责任编辑: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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