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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类隔离:清朝民族政策的基础和前提

熊芳亮

2010年08月06日13:22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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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对于清政府的民族政策,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清朝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应对其持批判的态度;一种观点认为,清朝民族政策因俗设治、因族设治,应对其持肯定的评价。两种观点各执一端,批判者不乏苛责之意,赞赏者亦富溢美之辞。如何更好地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当代中国的民族政策提供更多的借鉴?显然需要对清政府的民族政策有更客观、深入、全面的理解和认识。

  许多学者认为,清政府的民族政策很好地体现了“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思想,深得古代中国羁縻制度的精髓,且将之发挥到极致。实际上,虽然清政府在蒙古、西藏、西南、新疆实行不同的统治策略,但同时也有一项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项政策就是“族类隔离”。清朝的族类隔离政策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因此,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隔离政策才是清朝民族政策的基础和前提。

  清朝族类隔离政策主要包括3方面内容。

  划定疆界,实行封禁政策

  一是严格限制族际人口流动。在东北,清朝实行山禁、河禁及围场与牧群制度,在交通要道设置卡伦、封堆等可以驻扎官兵的站点,辟出隔离带,禁止以汉族为主体的所谓民人越界。清政府规定:“哨道之内,为封禁官荒,不准开垦;哨道以外,为公中间荒,向准旗丁耕种,而禁民户入界私垦。”这项规定旨在阻止汉族移民,力求减少汉文化与满族人的接触。在蒙古地区,清政府实行分旗制度,明确划分各旗的牧区,不准跨界放牧。在新疆,虽然清政府鼓励汉族移民到天山北部,但是严禁汉族人与南疆地区居民发生接触,就是官府衙门也都在封闭的城堡或要塞中办公。在西藏,清政府努力保持西藏与世隔绝的状态。在西南地区,清政府实行改土归流之后,明确划定疆界,既不准土司和当地居民擅自离境,也不准主体是汉族的民人擅自入境。《户部则例》规定:“民人无故擅入苗地,及苗人无故擅入民地,均照越渡沿关边寨律治罪,失察各官议处。”无论官吏还是平民,因公远赴外省,都要逐级呈报,经督抚核准后才能成行,而且还要“计程立限”,返回后要及时禀报。如果不申报就擅自出境,就会受到“土官革职,土人照无引私渡关律杖八十”的处罚。

  二是严格限制不同民族官吏往来。明以后,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控制力的加强,土司土官经常同朝廷打交道,于是熟悉内地礼仪和官场的汉族人便逐渐在土司政权中占有一席之地。许多汉族人要么在京城、内地帮助土官土司结交经营,要么直接进入苗、彝土司土官政府为僚为官。据明人张岳《小山类稿》载,这些人“或交通贿赂,或央求面分,或腾驾谤言,或倪传是非,诳惑愚民”。这一现象引起朝廷不满。乾隆三年(1738年),清政府规定:“凡土官延幕,将姓名年龄通知专辖州县,确加查验,人果端谨,实非流棍,加结通报,方准延入。土幕私就,饬令专辖州县严加驱逐,如有教诱犯法,视其所犯之轻重,俱照匪徒教诱犯法加等例治罪。”

  三是限制族际商贸往来。禁止内地居民赴边疆地区垦荒及开发矿产资源。在蒙古,清政府要求汉族商人每年换领一次执照,除非特殊情况,禁止汉族商人在蒙古建造永久性房屋,无照商人则被逐出蒙古。在新疆,清政府限制内地商人进入哈密以西地区。在西南地区,清政府规定汉族人前往当地进行贸易活动时,需要向官府报告货物清单、经商地点、经商时间,并有邻居担保,申请核准后方可成行。在台湾,汉族居民在台湾少数民族地区私自垦荒者,或“依盗耕本律问拟”或“依越渡关塞律问拟,田仍归番”。

  四是限制族际文化交流。清朝入关后,满族与汉族之间的交往日渐频繁,逐渐通用汉语汉字。为力保满族旧俗,乾隆曾专门下谕,要求满族以清语骑射为事,并禁止满汉以文字交往。清政府还严禁蒙古族学习汉语,凡蒙古族的人名及诉讼公文等皆禁用汉文。

  五是禁止族际通婚。在蒙古,清政府禁止汉族商人与蒙古族通婚,甚至禁止汉族商人在蒙古族居民的帐篷中过夜。在西南地区,实行汉族与少数民族禁婚政策。

  强化差别,禁止户籍统一

  除了严格的地区封禁,清朝另一个族类隔离措施就是强化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别,实行差别化的户籍制度。

  清朝的户籍分为普通籍和特别籍两种。所谓特别籍,就是满洲、蒙古、汉军之户籍以及蒙古扎萨克所属人民之户籍。特别籍又分旗籍和藩籍两种。旗籍,就是八旗户籍,包括汉军八旗和包衣旗。所谓藩籍,就是为内外蒙古之旗长扎萨克所属人民特设之户籍。所谓普通籍,就是汉族人和特别籍之外的苗、回等族类的户籍,从职业上分为民户、军户、匠户、灶户、渔户;从身份上分为回户、番户、羌户、苗户、瑶户、黎户、夷户等。

  除了在类别上强化民族差别之外,清政府还由不同的部门管辖不同的户籍,并采取不同的管理政策。就特别籍而言,藩籍由理藩院管辖,旗籍由户部管辖(包衣旗归内务府管辖;旗户事务虽统于户部,但专掌于户部八旗俸饷处)。普通户籍由户部管辖,但是清政府对汉族户与少数民族户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措施。如乾隆年间贵州巡抚裴宗锡所言:“向来岁报民数有仅报汉民并无苗民者,亦有仅报苗民并无汉民者,甚有汉苗民数全不造报者,率略相沿,由来已久。”清政府实行严禁汉族户与少数民族户一体的户籍管理措施。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曾严令“所有汉苗一体查造之处籍速停止”。清政府还采取“止清客户(汉人),不清夷户”的政策,严格清查汉族人口,对少数民族则采取相对宽松的清查措施。

  区分内外,建立藩属体制

  虽然清朝统治者宣称“普天率土,均属一体”,但“内外有别”仍是清朝政治体制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个特点首先体现在关内、关外有别。清朝将山海关以外视为发祥地,在盛京(沈阳)建立了留都体制,设有满洲尚书和中央五部,在吉林、黑龙江设将军管辖;山海关以内则基本沿袭元、明行省制度。关外的承德在清朝的政治体制中占据着特殊地位,清朝皇帝多在承德接受蒙古王公、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觐见。其次体现在内地、藩属有别。清前期在蒙古、西藏、青海、新疆等地基本上只设将军管理军政,其余事务则由各地自治。

  “内外有别”的特点还体现在中央政府的机构设置上。清朝中央机构虽然沿袭唐朝以降的六部体制和明朝旧制,但是中央政府的六部基本上不管辖少数民族地区事务,而是由另行设立的理藩院管辖。理藩院独立于中央六部之外,直接听命于皇帝,掌管蒙古封爵、会盟、朝贡、赏禄之事,藏传佛教喇嘛承袭、回部及土司政令之事,以及刑罚、诉狱、翻译、邮驿、接待之事,集民政、吏治、司法、监察诸权于一身,权力之大比六部更甚。通过藩属体制和相关制度的建立,清朝在政治体制上实现了族类隔离。

  (注:笔者以为,用“族类”而不是用“民族”更有助于认清古代中国与近现代中国民族政治的联系与区别。在西方近代带有国家主权和公民身份意义上的“民族”概念被引入近现代中国之前,中原王朝已有数千年族类政治的历史。自西周被迫东迁开始,中原王朝周边的族类政治势力就具有了影响、左右甚至终结中原王朝政治命运的愿望和能力。从“尊王攘夷”的“华夷之辨”,到和亲羁縻的怀柔远人,如何处理与周边族类政治势力之间的利害关系,是中原王朝历史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另一方面,中原王朝周边的族类政治势力,也在汲取中原文化营养的同时,不断积蓄着统治中原的政治经验。)

(责任编辑:汪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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