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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藩院 清朝处理民族问题与对俄外交问题的枢纽

袁剑

2010年07月09日10:24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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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藩院 清朝处理民族问题与对俄外交问题的枢纽
  



  理藩院在清朝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性作用,其独特的实践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而其处理对俄事务则更多地体现了清朝的传统帝国观念。

  理藩院的职掌随其机构的不断完善而扩大

  最初只管理漠南蒙古诸部事务,并负责处理对俄事务。康熙年间职掌范围扩及喀尔喀蒙古和新疆北部以及西藏地区,乾隆朝中叶以后开始管理新疆南部等地区。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代封建王朝为了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大多设有兼职官员或者机构处理边疆地区的民族事务,如秦朝的典客和典属国,汉代的大鸿胪和客曹尚书,隋唐的鸿胪寺卿及礼部所属之主客司,元朝设置了宣政院,清代为管理边疆民族事务,则设立了专门机构理藩院。

  清政府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蒙古衙门,此为理藩院之前身,主要管理蒙古事务。崇德三年(1638年)六月,改蒙古衙门为理藩院,隶属礼部。

  崇德和顺治年间(1636年~1661年)是理藩院组织机构的创设阶段,这一时期理藩院组织机构的变化与当时清朝整个政权机构的变动一致,经历着一个从关外到关内的历史转变过程。

  康乾时期(1661年~1795年)是理藩院组织机构渐趋完善的时期。康熙即位以后,认为理藩院责任重大,不应当再隶属礼部,理藩院由此完全从礼部独立出来,其组织机构设置也趋于完善。乾隆平定维吾尔贵族大小和卓木的叛乱统一新疆地区后,理藩院职权有所扩大,增设徕远司专管新疆南部事务。

  嘉庆(1796年~1820年)直至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理藩院人事和建制经历了频繁变革。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预备立宪,开始“厘定官制”的改革,理藩院更名为理藩部。1912年清帝退位后,理藩部改为蒙藏委员会。

  理藩院的职掌大体可以分为6个方面。一是管理蒙古、新疆南部及其他少数民族王公、土司等官员的封袭、年班、进贡、随围、宴赏、给俸等事,并派遣该院司员、笔帖式等到民族聚居地区管事,定期更换。二是办理满蒙联姻事务。凡遇皇帝下嫁公主、指配额驸之事,会同宗人府办理。三是管理喇嘛事务,保护藏传佛教格鲁派。四是管理蒙古各旗会盟、划界、驿道及商业贸易事务。五是修订关于少数民族的法律,参加审理刑名案件。诸如修订《蒙古律》、《回律》、《番律》、《苗律》等。理藩院驻各处司员,参加对该地区的民族案件的判决。凡判遣罪以上者,均要报理藩院,会同刑部或者三法司审定执行。六是掌管部分外交、通商事务。咸丰年间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理藩院不再管理之前所掌管的外交事务。

  处理和俄国的关系是理藩院外交事务的重要内容

  让理藩院分理对俄外交事务,体现了清政府“以蒙古为长城”的安排,同时这一制度设计也与统治者的某些片面认识有关。

  在清代前期,理藩院还负责部分外交事务,主要是兼管位于西、北两个陆地方向的与清朝相邻国家的外交事务。其中,处理和俄国的关系是理藩院外交事务的重要内容。

  概括地说,理藩院管理对俄事务主要包括3个方面,即协调两国的外交关系,负责两国的贸易往来,管理在北京的俄国人员。

  协调两国的外交关系。一方面,安排俄使团入境事宜,就主权问题进行严正交涉。顺治十三年(1656年),俄国派遣巴依科夫使团到达北京。这是俄国使节首次到达清朝首都,清政府派理藩院官员负责接待。由于当时中俄在礼节问题上无法协调,并且俄国没有停止对中国黑龙江地区的侵扰,故而清政府对使团予以遣返。这一事件标志着清朝与俄国外交往来的开始。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针对俄国对中国东北黑龙江流域的侵略由黑龙江上游扩展到中下游地区和额尔古纳河东岸的行径,康熙令理藩院具文俄国,要求予以解释。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俄国派出以伊台斯为首的使团前来中国。使团在中国的一切活动均由理藩院安排。理藩院官员多次接见伊台斯,并就划分中俄边界问题、俄国来华使团人数问题阐述了清政府的立场。另一方面,就涉及双边利益的问题进行沟通。比如,雍正元年(1722年),理藩院致书俄国办理逃民事务的使臣劳伦特·朗克,就两国之间的逃民问题进行协商。

  负责两国的贸易往来。17世纪中后期,俄国商人开始经由西北边境到北京进行贸易。就俄国国内情况来看,当时全俄市场已经形成,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迫切地要求扩大与外国的商品贸易交往活动,与清朝通商成为一个重要的选择。清朝前期和沙俄之间主要有京师互市、黑龙江互市和恰克图互市。京师互市期间,俄国商人留在张家口外的马匹、牛羊除俄国人自己看管外,清朝理藩院还要派遣司官一人前去照料;黑龙江互市规模比较小,以土产交易为主,因此理藩院只是委派当地官员巡视,并命其于每年7月将情况上报;恰克图互市地点最初设在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后移至恰克图,清朝从理藩院司官当中委派一人在此任监视官。

  管理在北京的俄国人员。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之前,俄国在北京的人员近百人,主要是在雅克萨战争前后被清军俘虏、招降或者主动投降的,居住在东直门内胡家圈胡同。他们将康熙赏赐的一座庙宇改为东正教教堂。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这个教堂被俄国托博尔斯克区主教伊格命名为“圣尼古拉教堂”,后被称为“俄罗斯北馆”。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俄国的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到达北京,就居于此处。雍正六年(1728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其中规定俄国每届可以派遣教士4人来北京传教,由清朝理藩院提供食宿。后俄国传教士来北京住南馆(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理藩院负担部分生活费用。此外,理藩院还要管理俄国派遣来北京学习的学生。

  清政府为何让理藩院分理对俄外交事务呢?一般而言,礼部负责东、南两方的国家,而理藩院负责西、北两方,这样做实际上是考虑到俄罗斯是西北方向唯一一个与清朝蒙古各部相邻的国家,而且俄罗斯与蒙古诸部存在着相当多的联系,因而,清廷在具体的部门分工上就将处理对俄事务的任务交给了理藩院。清廷将对俄事务与对蒙古事务一并考虑,有着“以蒙古为长城”的打算,同时,因为中俄两国的外交文书通常都要翻译成蒙古文,故而将对俄事务划给理藩院办理可以提高办事效率。清朝的这一制度设计也与统治者的某些片面认识有关。顺治皇帝认为俄国是“未沾教化”之国,雍正皇帝也认为其是“外藩小国”。正是由于统治者的这种误解,从开始外交接触时起,清政府就命理藩院处理对俄事务,雍正年间又以条约的形式将这一安排固定下来。这种认识对中国日后的对外关系(包括对俄关系)转型构成了巨大阻碍。

(责编: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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