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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唐使开辟中日“书籍之路”

史诚

2010年06月22日09:43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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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下,走在大学校园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外国留学生。作为中外交流的使者,留学生为中国了解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实,早在唐朝,我国就已经有一批特殊的日本“留学生”了。他们学习和传播唐朝文化,甚至还开辟了一条“书籍之路”……

  7世纪中叶一个不寻常的日子,难波港(今日本大阪)一派热闹的景象:停泊在港口的4艘巨大的木制帆船正准备远航,港口聚集着欢送的人群,日本天皇也亲自举行宴会送行。船队在人们的祝福声中,驶向茫茫的大海。船上的乘客就是日本派往我国的遣唐使。

  遣唐使横渡大海,甘冒鲸波之险来到中国,除了学习之外,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将记载中华文明的书籍带回日本。在中国的学习时间再长,总有结束的时候,要想长期学习大唐文化,将书籍带回日本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于是,在我国唐代的中外交流史上,就形成了一条向东的“书籍之路”。

  唐时,从日本前来我国的使者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僧侣,他们为中日“书籍之路”的开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时,唐朝政府为来唐使者、留学生提供了较为丰厚的条件,只要这些人得到官方的批准留学唐朝,他们的主要生活费用就都由唐朝政府提供,5年之内免费供给衣粮。邀请鉴真东渡日本的僧人荣睿来到中国后,唐朝每年供给他25匹绢,一年四季还给予补贴。另外,很多遣唐使来中国前,日本政府也会给他们比较可观的费用,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将资助用来购买书籍,一些学生甚至把生活费都拿来买书,后来连回国的路费都拿不出来。不过,他们把书籍带回日本后,很受日本政府重视,例如随第二批遣唐使来中国的吉士长丹,回国后就因“多得文书宝物”而获封户、晋位、赐姓。

  唐朝时,从官方到民间都大量赠书给日本。武则天就曾将大量经书赠与遣唐使带回日本,而日本僧人空海学法的长安(今西安)礼泉寺,在空海回国时就送其600多卷经典。

  毫无疑问,相对于购买来说,抄写更为划算。遣唐使不仅自己抄写,还经常雇人抄写重要典籍。空海在长安学法期间,就曾找来20名学生抄写《金刚经》等经书。

  通过“书籍之路”流向日本的文献典籍种类繁多,经史子集无所不包,有佛典、儒家经典,还有社会制度、文学艺术、医药、星卜、建筑等方面的书籍。其中,尤以经书居多,仅随第八批遣唐使入唐的学问僧回国时携带的经书就有5000余卷。

  中日两国之间隔着大海,来回风大浪急,几多艰险,因此遣唐使在选择书籍时,都煞费苦心。他们精挑细选,带回去的很多书籍都记录着当时的最新思想,是社会上普遍流行的作品。像《大唐吉凶书仪》是当时流传最广的尺牍、礼节书籍;《百司举要》是当时官场应酬的必备手册;至于《服内气诀》和《梅略方》,是当时学道的必备之书;《养性方》、《按摩法》则是当时通用的医学书籍。

  当时,遣唐使携带书籍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后来一些书籍由于朝代更迭在中国失传,在日本反而得以发现,“书籍之路”客观上起到了保护中国文化典藏的作用。唐代张行成著的《游仙窟》曾在中国失传,后来在日本发现,才得以重新传回中国。

  通过“书籍之路”,唐代文化在日本开始生根发芽,日本的文学、宗教、典章制度都带有极强的唐朝风格。日本的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来源于隋唐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日本的《大宝律令》参照的是隋唐律令;日本中央到地方的官制也是仿照隋唐;日本在8世纪以前直接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后来的“片假名”和“平假名”也都是从汉字脱胎而来。至于艺术,唐乐和唐绘在日本占据着统治地位;诗歌方面,形象鲜明、语言通俗的白居易诗深受日本人喜爱。日本七八世纪新修的都城都是完全仿照唐长安城,就连建筑所用砖瓦的纹饰都略同。

  除此之外,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也日益唐化,日本人不仅嗜好马球、围棋,而且还热衷茶道。每年的端午节,日本人也喝菖蒲酒;农历九月初九,他们也登高过重阳。可以说,当时的日本简直就是一个微缩版的唐代中国。

(责任编辑: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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