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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利、徐之交:重温大国的气度和开放情怀

陈琳

2010年05月11日09:30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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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利、徐之交:重温大国的气度和开放情怀
  



  1610年,明万历三十八年,北京阜成门附近的耶稣会士府邸内,58岁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对另一名传教士熊三拔嘱咐了最后遗言:“我利玛窦远离故土,跋涉万里,来到中华,死而无憾矣!希望能把我和徐保禄合译的书籍完成,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利玛窦所说的徐保禄,不是别人,正是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徐光启。

  “苟利于国,远近何论焉?”徐光启在此基础上与利玛窦的“温和主义”交往,是中西交流史上的成功模式。今天,人们在纪念利玛窦逝世400年之际回望历史,仍能从利、徐之交中获得启迪。

  世界地图引知音

  利玛窦到中国来的时候,处于大航海时代的欧洲各国纷纷在海外扩张势力。传教士遭到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排挤,无法进入内陆。最早来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圣方济各·沙勿略在客死中国南海上川岛前感叹:“磐石啊,什么时候才能撬开?”

  有了前车之鉴,利玛窦在中国做事分外谨慎。经过观察,他决定和儒生士大夫们交往,把自鸣钟、西琴、地球仪、天球仪、罗盘、日晷等物品送给各路官员。高明的“交友之道”,令利玛窦得以辗转进入内陆。他发现中国读书人“重文轻理”,决定采取“补儒”策略,把宋明儒家讲求的“象数之学”,用西方学者擅长的“自然科学”加以补充。

  最先引起徐光启好奇心的,还要数利玛窦带来的《万国图志》。这张展示了欧洲大航海地理发现和精妙绘图技巧,标明经纬度、赤道、五带以及世界五大洲地文、物产的地图,彻底颠覆了中国人脑海中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

  已过不惑之年才考中进士的徐光启,对于军事、农业、天文等实务的研究热情,并没有被八股文所磨灭。《万国图志》让抱着富国强兵梦想的徐光启为之震撼。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李天纲说:“徐光启是用学习西学、恢复古学的方式,来发展‘新学’,寻求真理。”

  “苟利于国,远近何论焉?”1600年,在恩师焦竑的引荐下,徐光启和利玛窦终于见面了。

  合译《几何原本》,促进利、徐之交

  利玛窦年长徐光启10岁,两人一见如故。徐光启倾慕利玛窦的见识与博学,利玛窦则仰慕徐光启的儒雅和才华,称他是“海内博物通达君子”。除了室内各种奇形怪状的科学仪器,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科学典籍,也深深地吸引了徐光启。

  “徐光启与利玛窦真正的密切交往,是在初次见面的5年之后,同时,这种频繁交往的时间不过3年。”李天纲认为,就是利、徐两人这3年的交往,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1605年开始,在翰林院任职的徐光启,常常来到利玛窦的住所,听他讲解西方科学。《几何原本》是西方科学的基础,徐光启自然发现了它的翻译价值。“‘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李天纲解释说,徐光启希望能摸清对方文化的底细,然后看看怎样加以消化吸收,最后才能融合中西文化,形成一种超越东西方的新文化。愿意正视西方文化,敢于接受思想挑战,“所以,徐光启才是真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对中国人来说,几何学是一门比较陌生的学问。利玛窦一度怀疑,徐光启要翻译《几何原本》是否是明智之举,坐在他对面的这个身着官服、斯文白皙的中年人却极其平静地回答:“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约有一年的时光,利玛窦每天风雨无阻地踏入徐光启的府邸。一年多后,利玛窦在日记中充满感情地写道,“徐保禄用清晰、优美的汉字写出了《几何原本》的前6卷,创造性地解决了翻译中的术语问题。”徐光启对《几何原本》简练的中文对译,其中,从“点”、“线、“面”,到“平行线”、“对角线”,到“四边形”、“多边形”甚至“相似”、“相切”等,这些术语一直沿用至今。

  不用为用,众用所基

  400年后,今人已经很难发现《几何原本》的诞生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然而,晚清的梁启超却褒扬说,此书“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学问”,这不免让人疑惑,梁启超是否刻意夸大其词呢?中国在缺乏系统几何知识的前提下,实现了世界历史上一度罕见的繁荣——至少,对传统社会中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几何的用处似乎不大。徐光启对此的回答是:不用为用,众用所基。

  “不仅是几何,徐光启还借助西方科技,复兴工程技术,兴修水利,引种番薯,制定《崇祯历书》。”李天纲说。《明史·徐光启传》开篇用33个字讲完徐光启参加科举考试的经历,紧接着就说他“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李天纲评价说:“如果没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徐光启只能是明代官僚中并不出奇的一员。因为在1600年遇上了利玛窦,且在翰林院学习期间有机会和利玛窦一起切磋学问,会通中西,他才得以成为‘晚明的西学领袖’,从一干庸众中脱颖而出。”显而易见,遇见利玛窦是徐光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利、徐的相见和交往,影响了徐光启的一生,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利、徐之交’是中西交流史上的成功模式。而康熙时代的‘礼仪之争’、‘闭关锁国’则是公认的失败模式。”在李天纲看来,当下纪念利、徐之交还有“另外意义”:当今中国在与他国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应当多多思考利玛窦和徐光启开启的“温和主义”路线,重温大国的气度和开放情怀。唯其如此,中国在重归世界大国舞台的过程,才不会让他国产生误解,对自身的发展来说,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责编: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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