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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刻版印刷始末

杨洪

2010年04月13日10:17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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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发明造纸术和印刷术最早的国家,公元前1世纪已有纸张出现。2世纪初,蔡伦改进了造纸方法,此后书籍全靠人们在纸上抄写来传播。到了8世纪前后,人们又发明了刻版印刷术,几百部、数千部书可以一次印成,比过去手写时代向前踏进了一大步。

  寺院和佛教徒们很早就利用民间新兴的刻版印刷术作为传播佛教的工具,除了捺印的小块佛像以外,有时还刻些大幅的佛像和律疏文。史书记载,唐末司空图为洛阳敬爱寺僧人惠确募刻律疏文,印本达800页,可见那时寺院已有施舍用的律疏印本了。敦煌发现的868年王玠出资雕刻的卷子本《金刚经》,是现存最早的木刻印书,用纸7张,并缀合成卷。第一张扉画释迦牟尼佛说法图,刀法遒美,佛像神态肃穆,是一幅接近版画成熟期的作品。遗憾的是,这卷举世闻名的唐代刻本佛经,已于上世纪初被英国人斯坦因窃去,真令人切齿痛心。

  近年,成都唐墓中出土了一张成都府卞家印的梵文《陀罗尼经》,中央刻一小佛坐莲座上,外刻梵文经咒,咒文外又围刻小佛像,这是国内仅存的最古的唐刻本。唐时,成都是西南文化出版的中心。唐代刻印的书籍,只限于广大市民阶层常用的通俗书和佛教经典,这为两宋蜀本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971年(北宋开宝四年),宋朝政府派人到成都雕造大藏经5000余卷,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出版工作,蜀本由此知名。

  975年,吴越国王钱俶倡刻的《陀罗尼经》(雷峰塔内藏经),是现存最古的浙本,字体工整,和后来杭州刻的小字佛经相似。近年浙江龙泉塔下发现的北宋初年刻的佛经残叶,字体宽博,和南宋时的官版书相似。可见杭州和浙江其他地区从五代末年起,就已有大批刻版技术熟练的工人,这就无怪北宋监本多数都是浙本了。

  宋时,除浙本外,建本(福建建阳刻本)也颇有名。宋、金、元三朝中,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成都眉山、山西平阳(今山西临汾)是4个文化区,刻印了大量书籍,行销四方。

  明清两朝的首都北京,也是全国的刻藏中心。北藏、道藏、龙藏以及其他私家刻书,纸墨之精、雕刻之工、装潢之美,都是前所罕见的。所用的纸张,如棉纸、竹纸、开化纸、毛太纸等新品种也不断出现。

  远在刻版印刷术大兴以前,中国木刻画就已经出现了。7世纪中叶,唐代玄奘法师以回锋纸印普贤菩萨像,布施四方。唐末王玠刻的《金刚经》扉画和敦煌发现的许多宗教画,艺术已渐趋纯熟。宋元刻本书的扉页画从宗教书籍发展到一般书籍。明代各地书肆刻印了大量佛经,几乎没有不附插图的。

  1340年,湖北江陵资福寺刻印的无闻和尚的《金刚经注解》,卷首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套印,这是现存最早的木刻套色印本。16世纪末,吴兴、杭州、南京等地的书肆也用朱墨和多色套印各种书籍,绚丽夺目。

  刻版印刷是我国特殊的文化艺术之一,各地寺院中保存着不少古代刊刻的具有文物价值的佛经和图书,这是我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理应妥善保存。对于图书和佛经,首先应当查明是什么年代、什么地方、什么人出资刊刻的;第二是确认装潢的形式,是卷子式、梵箧式还是书册式,要从这两方面审查其文物价值。具有文物价值应当保存的,便要确定每版的高度、宽度、每行字数,查明函数、册数、卷数、页数,注明完整或残缺情形。即使残缺不全,也并不减损其文物价值,这是应当注意的。

(责任编辑: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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