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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北京东堂子胡同75号:难忘蔡元培先生的故事

赵志研

2010年03月05日19:11  来源:www.mzzjw.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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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北京东堂子胡同75号:难忘蔡元培先生的故事
  

一条辉煌一时的文化长廊



  在北京市东城区,有一条近800年历史的古老胡同——东堂子胡同。这条胡同东起朝阳门内南小街,西至东单北大街,全长700多米。若说北京的哪条胡同名人多、故事多,东堂子胡同应该是榜上有名了。东堂子胡同与中国近代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条胡同中不仅坐落着清末专司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外语学校”同文馆,还有许多历史文化名人的故居,位于胡同西口的蔡元培故居就是其中之一。

  在一个雪后的冬日,记者来到了位于东堂子胡同75号的蔡元培故居。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三进四合院,坐北朝南,占地700平方米。距离这里不远处的东堂子胡同51号,便是我国著名文学家沈从文故居。两年前,记者曾来此寻访沈从文故居,其时蔡元培故居还在闭门修缮之中。如今,蔡元培故居已修缮一新并重新向社会公众开放。在重新开放的蔡元培故居内,立有一尊蔡元培汉白玉半身雕像,雕像两侧刻着毛泽东对蔡元培的评语——“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根据蔡元培亲属的回忆,故居复原了蔡先生的书房及卧房,还设有蔡元培生平事迹展,展出图片逾百张,文物书籍百余件。

  东堂子胡同曾经是北京保存最为完好的胡同之一,但由于近年来房地产开发的冲击,这条胡同遭到了比较严重的破坏。除了蔡元培故居,向胡同深处走去,早已看不到其他的四合院。

  据蔡元培故居工作人员介绍,1917年至1921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居住于此。被人们称为学界泰斗的蔡元培,德高望重,但他的生活却是非常俭朴的。他一生清廉,始终没有购置私人房产,一直租房居住。从1890年为参加会试首次从浙江来到北京,蔡元培先后进出京城10余次,先后在东城区、西城区、宣武区等不同的几个地方居住过。但住得最久的一个地方,就是东堂子胡同的这个院落。早在1986年,这里便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不仅仅是因为蔡元培住得时间长,而且这个地方与五四运动还有直接的联系。

  回望五四风云

  台湾诗人余光中曾在蔡元培的墓前吊唁并写下这样一首诗:

  “想墓中的臂膀在六十年前,殷勤曾摇过一只摇篮。那婴儿的乳名叫做五四,那婴孩洪亮的哭声,闹醒两千年沉沉的古国,从鸦片烟的浓雾里醒来。”

  提起五四运动,人们首先会想起蔡元培。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也曾在其回忆文章《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中提到:“北大1919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指挥部,同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方针有密切关系”。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因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而使北京大学群贤毕至,精英荟萃,不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摇篮,而且也是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策源地。

  1919年5月3日,时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匆匆赶往东堂子胡同蔡元培家里,告诉他北洋政府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并向他求援。当晚,蔡元培召集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学生代表到家中开会,通报消息。从早至晚,院里人流如梭,通宵未得安静。学生们群情激愤,把原定于5月7日“国耻日”游行提前至5月4日举行。

  虽然蔡元培历来认为,学生在校“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之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然而,1919年5月4日那天,北大学生整队出发游行,他并没有阻拦。当时教育总长傅增湘曾给他打电话,令他负责召回学生,并立即赴教育部商量对策。蔡直言相告:“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并拒绝去教育部。

  当天晚上,在火烧赵家楼后,有32名学生被警察逮捕,其中有20名是北大学生。北大学生群集在三院大礼堂商讨对策。蔡元培对学生们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话一出,全场欢声雷动。蔡又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我保证在3天之内,把被捕同学营救回来。”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被捕学生于5月7日被保释出狱,而蔡元培却在5月8日向政府提出辞呈,次日就悄然离开北京。5月11日,蔡元培在旅途中给北大学生写信,解释他辞职并离京的原因:“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忱。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意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五日即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今幸承教育总长、警察厅总监之主持,及他校校长之援助,被拘诸生均经保释,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更待何时?至一面提出辞呈,一边出京,且不以行踪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虚套而促继任者之早于发表,无他意也……”五四运动取得胜利后,在北大师生与各方人士的强烈要求之下,蔡元培于9月12日由杭州返回北京,重新主持北大校务。

  正式提出“民族学”一词

  蔡元培不但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也是我国近代民族学研究的先驱。在蔡元培以前,西方的民族学著作虽已陆续译介进入到中国,但当时对这门学科名称的译法并不统一,有的译作“民种学”,有的译作“人种学”,也有的译作“人类学”,如此等等。而正式称其为“民族学”的,是从蔡元培开始的。

  1926年,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一文,正式提出“民族学”的名称,并指出,“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此后,尽管还有“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等各种不同的称呼,学科的定义与内涵也不断发生变化,但“民族学”这一名称,终于慢慢地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因此,追根溯源,蔡元培是我国采用“民族学”这一名称的第一人。

  在《说民族学》一文中,蔡元培研究了我国古代记载中的民族学材料,指出《山海经》和《史记》的四夷列传、《蛮书》、《诸蕃志》、《真腊风土记》等都是一些记录民族学材料比较丰富的著作。他还论述了民族学与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的关系,奠定了民族学的主要内容以及与其他各门学科之间的关系。

  蔡元培对民族学的痴迷,缘于1907年、1912年、1924年赴德国留学期间。1934年12月10日,他在谈到自己的治学志趣时说:“我向来是研究哲学的,后来到德国留学,觉得哲学的范围太广,想把研究的范围缩小一点,乃专攻实验的心理学。当时有一位德国教授,他于研究实验心理学之外,同时更研究实验的美学,我看看那些德国人所著的美学书,也非常喜欢,因此我就研究美学。但是美学的理论,人各一说,尚无定论,欲于美学得一彻底的了解,还须从美术史的研究入手,要研究美术史,须从未开化的民族的美术考察起。适值美洲原始民族学会在荷兰、瑞典开会,教育部命我去参加,从此我对于民族学更发生兴趣,最近几年常在这方面从事研究。”

  1907年,蔡元培留学德莱比锡大学3年期间,年近40的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文化知识,“于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之讲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在此期间,他对民族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第一、二次留德之后,蔡元培开始接触到西方现代民族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并将所学的民族学、人类学知识融贯于哲学、美学、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中,开始有意无意地在国内推动民族学和人类学学科的建设。如1918年蔡元培在主持北大工作时发表启事,“征集全国近世歌谣”,此举为中国民俗学资料整理、研究活动的开端。同时他还在北大“实施民族学教学”试验,民族学的研究渐渐进入教育界、学术界的视野之中。

  第三次留德归国后,蔡元培的民族学思想已基本成熟,他陆续发表了一些民族学方面的论文,《说民族学》就是其中之一。从1926年到1944年间,蔡元培所写的《说民族学》、《社会学与民族学——中国社会学社成立演说词》、《民族学上的进化观》几篇论文皆成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奠基之作。

  揭开民族学田野调查大幕

  在致力于推动我国民族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的同时,蔡元培也在组织民族学、人类学专门研究机构,在开展民族学田野调查、搜集资料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1928年,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在研究院里,他在社会科学研究所之下分设法制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4个组。出于对民族学的热忱,蔡元培亲自兼任了民族学组的主任一职。蔡元培积极组织民族学组展开调查研究工作,我国最早的一批关于少数民族情况的调查报告,就是在蔡元培的组织支持之下进行的。民族学组的研究包括广西凌云瑶族、台湾少数民族、松花江下游赫哲族、世界各民族结绳记事与原始文字的研究,以及外国民族名称的汉译、西南少数民族研究资料的收集等几项。先后对广西瑶族、台湾少数民族、黑龙江赫哲族、湘西苗族等进行了民族学调查,揭开了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大幕。

  1928年,颜复礼、商承祖赴广西凌云一带,调查瑶族;1929年,林惠祥赴台湾调查高山族,凌纯声、商承祖赴松花江下游调查赫哲族;1933年,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赴湘西,调查苗族;1934年,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赴浙江调查畲族,凌纯声、陶云逵、赵至诚、勇士衡又赴云南对各民族进行调查。此外,蔡元培还资助同济大学的史图博、山东大学的刘咸赴海南岛调查黎族。随后,一批有关民族学的文章和著作问世,如《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颜复礼、商承祖),《台湾番族调查报告撮要》、《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林惠祥),《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凌纯声)及《广西凌云瑶语》(李方桂)、《广西瑶歌记音》(赵元任)、《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凌纯声、苗逸夫)等。

  作为知识界的领袖人物,蔡元培在晚年担负了大量社会工作。在应付各类繁杂事务的同时,蔡元培仍不忘情于民族学研究。正如何联奎在《蔡孑民先生对于民族学之贡献》中所说的那样:“我国民族学科学研究运动,其所以启导之推动之者,皆宗之于先生,先生曾不失为时代学术之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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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元培,字鹤卿、孑民,号孑农。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绍兴。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汉字改革和世界语的积极推行者。

  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确立起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191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五四运动中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多方营救被捕学生。1927年后担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1932年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终年62岁。著有《蔡元培选集》。

(责编:汪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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