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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番众而靖海疆”——清代台湾少数民族赴大陆贺寿参访的历史意义

郝时远

2010年02月20日13:30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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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湾史研究中,有关台湾少数民族与大陆之间的交往互动关系,一直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上世纪50年代有台湾学者曾就乾隆年间台湾少数民族朝觐贺寿一事的部分史料做过专文考述,在涉台通史性著作中也有学者提及此事且列出“番目远赴北京瞻觐”的标题,但这些先期的研究并未产生应有的学术影响。

  本文对雍乾年间台湾少数民族赴大陆朝觐贺寿事迹的考究,目的并非粉饰清代在台的“理番”政策,而在于通过揭示这段史实来全面认识清廷的台湾“番政”,尤其是清朝政府将台湾少数民族纳入皇朝仪轨给予的重视和礼遇,表明这段经历同样是追溯、构建祖先记忆不可忽视的历史真实。

  在当今台湾学界汗牛充栋的清代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中,挞伐“理番”政策对台湾少数民族侮慢、欺凌、教化、征剿之论比比皆是,其说固然有据,但对台湾少数民族赴大陆朝觐贺寿及其纳入皇朝礼仪规制事迹的忽视,则有失历史科学的准则。同时,因对史实和前人研究的无知而否认台湾少数民族与内地的互动关系,则难免陷入“去中国化”的历史误区。事实上,除康熙年间福建巡抚曾在台湾少数民族村社寻访选拔人才赴大陆表演外,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台湾少数民族(“生番”、“熟番”)在官府组织下先后3次赴大陆贺寿朝觐,其缘由、背景虽然不同,且未成定制,但均属清代台湾“理番”事务中的重要事件。

  雍正年间台湾少数民族赴福建,开启了赴大陆参访的先声

  康熙、雍正年间,台湾“番多民少,生番均未归化,熟番苦于诛求,故康熙、雍正间乱亦三起”。雍正前期,虽台府官员不断奏报“生番归化”等收服台湾少数民族的政绩,但汉族越界侵垦、“生番”潜出杀人等事则日渐增多。同时,当地官府对服从清廷统治的台湾少数民族村社征收赋税、差役无度,且与少数民族村社通事(清代的通事设置,如同土官制度,主要负责当地的行政工作,是官府与台湾少数民族之间沟通的桥梁。——编者注)、社商等勾结欺蒙“番人”,也往往导致少数民族村社发生杀死通事、抗拒盘剥的激变。雍正九年(1731年),北路彰化县大甲西社掀起抗官事变,即是清代台湾规模较大的“番乱”之一,直到雍正十一年,大甲西社事件及其连锁反应方告平息。大甲西等少数民族村社经历战乱后,虽得到“皇恩许迁善(沙辘奉改为迁善社、牛骂改为感恩社、大甲西改为德化社),生者还其乡”的善后抚慰,但已是“番妇半寡居,番童少雁行”的一派凄凉景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番民赴省庆贺万寿”之议。

  雍正十二年十月,巡台官员图尔泰、林天木奏称淡水、凤山、诸罗、彰化等处通事林秀俊等率领各属台湾少数民族群众,“欣逢万寿圣节,欢呼踊跃。愿效华封,吁赴省会,不惮梯航。番黎众多、情词恳切,随晓以重洋往来未便齐赴,慰谕众番安业,择有庆福、万年等二十余人,允其赴省”。林秀俊即为德化社(原大甲西社)通事,而庆福、万年等22人或为少数民族村社首领,或为少数民族村社群众等,均属“略通官音之上目番民”。据此推断,庆福、万年等人很可能是经历大甲西社之乱后重新复社的德化、迁善、感恩等少数民族村社的首领。清朝皇帝的万寿节庆,通常举国庆贺,一些附属国也派使节朝贺献礼,而台湾少数民族提出赴大陆贺寿则前所未有。这一提议虽为通事林秀俊等人提出,但不排除地方官员授意,以昭示皇恩浩大、少数民族村社向心“感恩”、“迁善”和“德化”,为雍正大寿增添“绥辑万方、爱恤黎元”的光彩。

  庆福等一行渡海赴福建省城贺寿,行前台地官府各赏赐银牌一面,“给其衣帽、铺盖、盘费,差通事五名,千总、典史各一员护送过海”。抵达福建后,福建水师提督等官员“一一亲加慰劳”,委专人照料。当时,正值福建驻防旗营官兵“例应合操之期”,福建官员在检阅之日专门安排台湾少数民族一行人观礼,“俾得瞻睹内地兵威之盛,并宣扬天恩盛德,似与教化番人或有裨益”。对此,福建将军印务海关监督郎中准泰在向皇帝的奏报中称:“海外各社番黎不辞跋涉重洋叩祝圣寿,皆缘前次剿抚得宜,使野性之番既畏天威、更感皇仁,今又得见内地之衣冠仪制、政教兵威,看其情形怀德畏威出于诚实,回社之后转相传布,自无不输诚向化矣。”凡此种种,足见台湾、福建官员对此事的用心和重视。

  台湾少数民族庆福一行,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十月九日抵达福建,十一月三日,“著来员护送过海回籍”,在大陆停留20余日。无论这一事件源自台湾少数民族“向心归化”的愿望,还是地方官员弘扬皇恩的举措,它都开启了清代台湾少数民族通过官方渠道赴大陆参访的先声,这不仅在清廷的台湾“理番”实践中属别出心裁之举,而且为乾隆时期台湾少数民族两次赴大陆贺寿朝觐也提供了前朝之鉴。

  乾隆年间,台湾少数民族两次赴北京朝觐

  如果说雍正年间台湾少数民族赴大陆贺寿,是平息大甲西等社“番乱”后宣示皇恩、抚慰台湾少数民族的策略,那么乾隆年间台湾少数民族赴北京朝觐则是对内山“生番”协助平息林爽文事件的褒奖。

  在平息林爽文之乱的过程中,有两个因素值得重视:一是福康安曾征调了四川屯练两千人长途跋涉赴台驰援,这些藏兵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福康安以汉庄依靠“义民”、以内山招抚“生番”之策,对林爽文等进行围剿,取得了诸少数民族村社“协同堵截,实为出力可嘉”的效果。这两个因素,促使福康安在“酌筹善后事宜”中提出按四川屯练模式确立台湾“屯番”之制和“照四川屯练土司之例”令“生番”进京朝觐的奏议。事实上,也就是将内地“理番”政策移植于台湾。

  福康安动议台湾少数民族进京朝觐,实为昭示乾隆功业,同时也想以此为契机推动台湾的“生番”服从清朝统治。同时,台湾形势平定不仅博得朝野一片歌功颂德之声,而且乾隆对此也颇为得意。因此,乾隆不仅在功绩碑中镌记了台湾“生番”的功劳,而且对“生番”进京朝觐一事专门诏谕安排,要求“于秋凉后,令其起程渡洋,来京瞻觐。……务于十二月十五以前到京,以便同年班众部,共入筵宴”。

  乾隆五十三年八月上旬,进京朝觐的台湾少数民族陆续集中于台湾府,此次选中进京台湾少数民族及“义民”首领总计42人,除这些少数民族村社的首领外,还包括了“熟悉番情之义民首张维光、叶培英、王松”以及乾隆钦点的“义民”首领曾中立、黄奠邦等。行前,台府官员赏赐各少数民族村社首领布疋、盐、茶等物,“令其散播各社,将家属妥为安顿,赶紧制棉衣、行李等件,以资安渡远行”。八月二十八日,赴大陆朝觐的台湾少数民族“代表团”自鹿耳门(今台南市)登船,“候风开驾”,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台湾少数民族一行抵达京城,随即参加了朝觐的一系列活动,史籍对此记载颇为详尽。

  其间,乾隆曾赋诗称:“漠陲新部胥仪熟,台峤生番许惠承。”前句指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各部虽新近归附,但拜跪如仪。后句则专指“台湾屋鳌、阿里山、大武垅、傀儡山四社生番头目三十余人,上年随福康安协力剿贼,甚为出力。兹愿赴京瞻觐,是日并予人宴,以嘉其向化之诚”。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十七日,台湾少数民族一行由新授山东青州府知府杨绍裘带领离开北京返回福建。三月二十二日,台湾少数民族一行返抵福建省城,受到省府大员的筵宴,赏“布疋、盐、茶等物。并令通事晓谕该番等仰戴皇恩,……令委员杨绍裘并义民首叶培英等管送,预饬沿途地方官妥为供给照料,探候风信,酌量配渡,以期平稳迅达”。四月二十一日,杨绍裘等护送台湾少数民族一行抵达台府,并“将花红、布疋、盐、筋、烟、米等物逐名赏犒,并给饭肉,各番目具喜悦叩头。除给与盘费,饬令义民首、通事选拨妥人,护送回社”,历经8个月余的赴京朝觐活动至此结束。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八月十三日,是乾隆皇帝“八旬万寿”。有关台湾少数民族赴大陆贺寿一事,在《八旬万寿盛典》中记载颇详: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十一日,皇帝就台湾“生番”进京贺寿一事诏谕军机大臣等做出具体安排,要求“务于七月二十日以内前赴热河瞻觐,俾与外藩蒙古同与筵宴。生番等渡海远来,沿途有大员带领行走,照料一切,较之派委员弁更为妥善也”。这一行程,由福建巡抚徐嗣曾遵旨亲自安排行程并随行照料,可谓礼遇有加。台湾少数民族于“是月十三日,叩觐于避暑山庄,仍入京称庆如礼”,自始至终参加了乾隆的万寿盛典。

  是年七月二十三日,乾隆“自避暑山庄迪銮”,王公贵戚、文武大臣及使臣、贺寿人等随行返京,台湾少数民族也随行进京并参加了各种贺寿活动。在热河、北京的贺寿活动中,除在八月二十日筵宴上未排入“皇上手赐卮酒者三十九人”之列外,始终“照四川屯练土司之例”,与“金川土司”共进退,其场景被绘制为图载入史册。

  贺寿期间,乾隆再次赋诗称赞屋鳌等社在平定林爽文事件中的功劳,同时赞赏狮仔、八洞关、望仔立等少数民族村社倾心国家、赴京叩祝万寿的诚意。“自七月初九至八月二十等日”,乾隆相继赏赐王公贵戚、文武百官及各使臣等人礼物,其中“赐台湾少数民族头目带领番子、义民首、通事、社丁等二十一人,共缎绸二百二十疋,大小荷包三十对,布一百九十二疋,瓷、漆盘、碗、盂、烟壶、火燧等器三百二十一件,及茶果诸晶”。

  台湾少数民族进京朝觐,直接影响了清廷对台湾的安抚、治理政策

  雍乾年间台湾少数民族3次赴大陆贺寿朝觐,是清政府与台湾少数民族在王朝仪轨层面直接互动的例证。特别是乾隆年间台湾少数民族的两次朝觐贺寿事迹,在清代全国范围的“理番”事务中亦属特别。

  乾隆年间台湾少数民族两次进京朝觐贺寿,是在乾隆“理番”、“平乱”取得“丰功伟绩”条件下发生的事件,加之乾隆八旬大寿的“颂圣”朝野氛围,使这两次活动颇有锦上添花的意味。然而,虽然乾隆有好大喜功的一面,但是他对台湾少数民族以礼相待的言行并非只因所谓台湾少数民族向心朝觐、吁请贺寿而生。在福康安入内山追剿林爽文时,乾隆从奏折上获悉部分台湾少数民族“在内山尽力穷追、迎头堵截,将林爽文擒获”之功,曾感慨“不料生番竟能如此”。显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乾隆对台湾之“番”特别是发展程度较低的“生番”的认识,才有御制“平定台湾告成热河文庙碑文”中“生番化外,然亦人类”的平等观念,乃至对台湾少数民族朝觐、贺寿事宜的重视和礼遇。

  乾隆对台湾“生番”朝觐、贺寿之行的重视和礼遇,虽属昭示皇恩浩大之举,但其中亦含遵循乾隆年间“理番”事务成规定例的意图。乾隆五十三年台湾少数民族首次朝觐期间,十二月二十一日,乾隆前往西苑用膳办事,所有前来朝觐贺寿的人等都在西华门外迎谒,“今岁并有台湾生番头目俯伏道旁瞻觐。随入西苑赐食,并令与观冰嬉。该生番等平日以捕鹿为业,山野之性居然拜跪如礼,而行色亦具极恭敬欢服。已命于《职贡图》增绘补编,以志国家抚御广远,益励钦承帝佑”。乾隆命于《职贡图》中增绘补编台湾“生番”朝觐事迹,则表明乾隆对台湾“生番”朝觐一事已非权宜之褒奖,而是希图将其纳入定制。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傅恒主持完成《皇清职贡图》的编辑,其中收录了台湾凤山、诸罗、彰化县和淡水厅“熟番”、“归化生番”男女各13幅图像及简要的文字说明。而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谕令增补台湾“生番”朝觐事迹一事,见于殿本《皇清职贡图》卷三台湾少数民族图像附尾的一段文字:“谨按,台湾生番向由该督抚图形呈进者,兹乾隆五十三年,福康安等追捕逆匪林爽文、庄大田,各生番协同擒剿,倾心归顷。是年冬,少数民族村社头目华笃哇哨等三十人来京朝贡。并记于此。”这一记述,不仅将台湾少数民族纳入了清朝统治范围内的少数民族之列,而且体现了台湾“番政”长治久安的意图。

  台湾少数民族进京朝觐,诚然为乾隆的盛世功业增添了“举国向化”的独特风光,同样也直接影响了清廷对台湾平乱后的安抚、治理之策。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在台湾少数民族结束朝觐之际,乾隆召令“蠲免福建淡水、台湾、凤山、嘉义、彰化五厅县乾隆五十三年额征毂粟,并嘉义县乾隆五十四年额征毂粟”。此举无疑有利于台湾的休养生息,亦利于推行“番屯”之制。当时,台湾“理番”、“治民”除抚慰人心外,重在推行“番屯”之制。即设立“番屯”、招募少数民族兵士,通过清查少数民族被侵垦的土地以确定“番”、民界限,使之各得其所、相安无事。

  在经历林爽文事件之后,乾隆不仅对台湾少数民族协力相助之功念念不忘,而且对台湾“五方之民杂处之地,匪徒凶棍最易滋事”的情形十分清楚,并对官府凡事多归罪于台湾少数民族的失之公允的态度予以纠正,对无端生事者即行惩治。要求“嗣后文武所属兵弁,务须一体严加管束。如再有无故出界生事者,即当从严惩治,以安番众而靖海疆”。由此可见,乾隆对台湾“番政”之于国家的重要性认识——“安番众而靖海疆”,较之雍正“不如非归化之人不伤体国也”的心境,无疑具有更高一筹的眼界。

  雍正年间台湾少数民族赴福建贺寿,是清代官府与台湾少数民族在皇朝仪轨范畴互动的开端。而乾隆年间台湾少数民族两次赴大陆朝觐贺寿,则可谓清廷在台湾“理番”剿抚并重之策中施恩有加的高峰。此举虽未成定制,但确属清廷在台“理番”政策中不可忽略的史实,也是清代台湾“理番”政策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责编: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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