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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聚五:忧国忧民的苗族知识分子

许士仁

2010年02月08日16:19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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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聚五是清末民初以来贵州最先接受汉族文化教育的众多苗族知识分子之一。作为民国时期苗族中最优秀的代表人物,他虽出身贫寒却胸怀远大抱负,从追求民族平等到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由,他为民族团结、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辗转国内,寻求报国之路

  梁聚五早年毕业于贵阳模范中学,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他不得不投笔从戎,辗转于黔、滇、川、陕、鄂数省间,寻求报效国家的机会。作为一个苗族青年,他生性耿直,不屑阿谀奉承,因此经常受到歧视排挤,报国理想难以实现。

  “一·二八”事变以后,梁聚五出于爱国救亡热忱,立即前往上海,参加上海各界人民群众的爱国抗日宣传活动。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今承德)之后,直逼平津,迫使国民党政府与日军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激起全国人民义愤。为了支援华北军民的抗日爱国行动,梁聚五又去北京协助其老同学叶再鸣赴张家口采办粮秣,继续参加抗日救亡斗争。1935年,国民党政府代表何应钦被迫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全部承认日军的无理要求,禁止一切抗日活动。值此危急时刻,梁聚五对国民党政府的懦弱无能表示极大的不满,因而愤然离开北京,返回贵州,另图其他抗日门路。

  1936年,梁聚五在丹江(今雷山)当选为贵州省参议会议员。在任职期间,他利用省参议员的身份,积极从事议会活动,经常谈论抗日救亡和民族民主等问题,引起当时贵州各界人士的瞩目。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梁聚五一边参与省参议会的有关工作,一边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呼吁抗战的文章。1939年,为了更好地团结贵州省各族青年积极支援抗日战争,梁聚五接受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的任命,前往榕江担任“黔南各族青年训练班”副主任,主持该班的行政和教学工作,并为该班撰写了一副对联:

  汉满蒙回藏亲如兄弟

  苗瑶壮侗水本是一家

  与此同时,梁聚五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深入榕江等县的一些苗村侗寨,经调查研究后写成《黔南各族生活剪影》一文。之后,梁聚五还为榕江县各界人士兴建的“抗战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纪念碑”撰写了如下激昂慷慨的序文:“这碑,开始于去年十月,完成于今年五月底。短短期间,实有赖于党政军同志作不断的努力。碑既成,我们不徒在形式上颂扬抗战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的奇迹,而且要在行动上,鞭策自己的生命,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如此,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回整个中华民族的平等与自由!”

  远赴缅甸,争取缅甸人民协同抗日

  1939年,日寇一方面攻入我国西南门户重镇宜昌,另一方面又在广西钦州、防城登陆,迅速占领了南宁,截断了我国通向越南海防的国际运输交通线,使外援物资不能顺利运抵国内。在此严峻形势下,国民政府不得不接受英国政府的要求,准备派遣远征军开赴缅甸国土,协同英、缅两国军队一起抗日,以确保滇缅公路的畅通。

  1942年2月,日寇占领仰光之后,中国远征军的先遣部队立即分头作好各自的组织动员工作,等待军令下达即赴缅协同友军对日作战。在此前,梁聚五已调任兴仁专署秘书兼国民党兴仁县党部书记长,后又以第六军政治部主任身份随军开赴云南宜良,再由宜良乘滇越铁路火车到达昆明,接着改乘汽车,途经安宁、楚雄、下关、保山、惠通桥、芒市、畹町、腊戍、……直达缅甸东部城市雷林姆,即第六军司令部所在地。

  梁聚五深感自身责任重大,随时随地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主动随同该部政工人员深入缅甸各地区,了解当地华侨的情况,向他们宣传中国远征军赴缅抗日的目的,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缅甸是个崇尚佛教的国家,为了表示对佛教的尊重,梁聚五特别随同第六军军长等人购买了许多必须的礼品前去礼拜。寺庙里的僧人及当地百多名头领听说中国军队也信奉佛教,便纷纷前来同第六军军长及梁聚五等人见面。第六军军长趁机向他们宣讲关于中英缅并肩作战的目的和其他有关问题,揭穿日本侵略军的阴谋诡计和残暴行为。僧人及当地头领们纷纷表示:一定会帮助中国军队,争取同中国一样赢得自由独立!

  随军入缅抗日后,除完成各项有关军政任务外,梁聚五仍十分关心缅甸的民族问题。只要有机会,他就深入驻地,对缅甸各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文字和风土人情,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写成多篇短小精干的文章,寄回国内各报刊发表,使读者在了解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日信息的同时,还欣赏了多姿多彩的缅甸风土人情。

  然而,由于诸多原因,中国远征军特别是第六军官兵刚抵缅甸不久,即遭敌人的突然袭击。尽管全体官兵奋勇抵抗,终因敌我力量悬殊,第六军不得不放弃了雷林姆和众多城镇,陆续向北退回中缅边境驻防。梁聚五也随同非武装人员及大部伤病官兵,先向勐根、腊戍撤退。由于敌机到处轰炸扫射,沿途一片凄凉景象。几经周折,第六军官兵好不容易才回到云南保山、思茅、普洱、楚雄等地集结待命,不久,梁聚五即奉调返回贵州。

  走访苗村侗寨,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返回贵州以后,梁聚五根据自己在缅甸前线的见闻及随军日记,分别整理成篇,陆续在贵阳《力行报》上发表。之后,为了答谢友人的雅意,梁聚五便把先后发表的9篇散文结集成《缅甸征尘》,作为献给中国远征军的礼品。梁聚五在《缅甸征尘》的《自序》里说:“希望读这本小册子的朋友们,要把缅甸重新加以估计!虽然它的命运使它暂时沦为殖民地,可是它的客观条件也和我国一样,不久要复兴起来的。我们要确定它是我们的善邻,是我们反抗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强盗的伙伴。我们要同情它、爱护它,它才会和我们切实携手。如其板起‘堂堂天朝’的面孔,老存着‘缅甸是我藩属’观念,那么,在远征军的前途上,或多或少要受些影响。”

  梁聚五返回贵阳后的第二年,重新当选为贵州省参议员(驻会议员兼《贵州民意》月刊社副社长)。此后,他又继续从事社会活动和文化出版事业。1944年冬,日本帝国主义为挽救其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败局,企图打通中国东北至越南的大陆交通线,更加疯狂地发动了湘桂战役。由于国民党军队抵抗不力,致使日寇如入无人之境,迅速窜进黔南的荔波、独山、三都等县,大肆烧杀掳掠。此时此刻,达官贵人们有的早已溜之大吉,有的正做逃跑准备,而梁聚五却毅然接受贵州省参议会的派遣,担任黔南抗日工作督导员,深入麻江、丹寨、炉山、雷山、榕江、从江、黎平、剑河、台江等县进行抗日督导工作。

  在为期3个多月的抗日督导工作中,梁聚五冒着凛冽的寒风,跋山涉水,走访苗村侗寨,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激发各族人民的爱国热忱,为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军,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责任编辑: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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