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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宝桢与四川机器局

曾绍敏

2010年01月22日14:17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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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宝桢是清末封疆大吏中一位具有爱国思想和追求近代化政治品格的重要人物,他在四川创办的四川机器局不但对推进我国西南地区的近代化进程有着重要意义,更在加强我国西南边疆的国防建设和抗敌御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川机器局的几度兴衰

  丁宝桢,字稚璜,贵州省平远州(今织金县)人,生于1820年,自幼勤奋好学,1852年中进士,此后走上仕途,官至山东巡抚、四川总督。1876年10月,丁宝桢由山东巡抚调任四川总督。上任前夕,他向清廷奏明要在四川创办机器局,清廷批准了他的请求。

  1877年5月初,丁宝桢入川接任四川总督,着手组建四川机器局。四川机器局的经费在省内土货厘金和茶税中拨付,厂址选在成都城东南的下莲池,招集技术人员和工人数百名,主要机器设备派人到上海等地购买,其余机械设备由主管工程技术的曾昭吉负责设计制造。

  1877年11月,机器局厂房建成,各种机器安装就绪,正式开工投入生产。四川机器局开办仅一年多时间,生产便初具规模,“自行造成水轮机器及各种机器共二十五部,未合成机器及工具用器具共一万二千零六十九件,已合成前门后膛等枪共一百四十八杆,未合成洋枪共一百六十杆”。

  正当四川机器局顺利进展的时候,遇到了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和反对。给事中吴镇奏参丁宝桢“不谙机器,私亏库款,纵容私人,徇庇劣员”。清廷派员“查办”,结果“查无实据”,但仍下令停办四川机器局。丁宝桢不得已于1879年5月10日撤销了四川机器局。

  清廷此一决定引起了朝野有识之士的不满。有人上疏为丁宝桢辩解。清廷迫于舆论,又发出上谕准许重新开办四川机器局。1880年5月20日,四川机器局复工。这年12月又在成都南门外古家坝新建火药局,仿造弹药。此后几年间,四川机器局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不仅能修理和制造机器、枪支,还能生产子弹、火药。1884年,该局除修理机器、洋枪外,“续造机器三部,新造已成机器二百七十八件,造成各种洋枪三千零五十杆、后膛炮一尊,已成药弹一十八万四千三百六十颗、铜帽六百二十八万颗、铅弹五十三万颗,已成洋火药六万零二百斤”。生产能力较建局初期大为提高。

  1886年丁宝桢病故后,四川机器局一度衰微。继任四川总督刘秉璋认为,买洋枪比铸洋枪“合算”。他于l887年12月下令四川机器局停造各类枪支,四川所需枪炮等武器逐年向外国洋行购买,或请江南制造总局等军火企业代造。1895年刘秉璋去职,1896年鹿传霖继任四川总督,四川机器局恢复铸造机器和各类洋枪。1903年,锡良接任四川总督以后,为扩大四川机器局的生产规模,特购地400亩用于建新局,从德国订购新机器,并于江南、汉阳等制造局遴选技师和工匠100余人来川。1909年,四川机器局更名为四川兵工厂。

  在国防建设和抗敌御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川机器局的建立标志着四川近代工业的开端。丁宝桢创办四川机器局开启了“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用工厂代替了作坊”的新局面,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在四川历史上,也第一次出现有别于自然经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丁宝桢创办四川机器局,不是依照西方的样式“画葫芦”、照抄照搬,而是具有自身的特点。第一,不用外国人,依靠本国的技术力量,是丁宝桢办机器局一贯坚持的原则。他在办山东机器局和四川机器局期间“未雇用一洋人”,这是从当时中国人自办近代工业的实际情况出发的。他认为雇请“洋匠”不但费用昂贵,“每名工值岁费二三千金”,更重要的是,“我方学彼之长,若再借彼人为工师,则西人之教法必将秘之而不能尽授”,凡“一切受制于洋匠”,制造亦不能精良。丁宝桢不用外国人,却很重视选拔和培养本国的技术人才。他在督川期间选拔和起用了曾昭吉、高启文等精通机器制造、勤奋钻研的技术人员。他还在四川省内挑选“巧而朴者入局肄习”,为四川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

  第二,鼓励和支持技术创新,是丁宝桢创办四川机器局的一个显著特点。当时制造机器、枪炮需要用大量的煤作燃料。四川产煤少,煤价昂贵,丁宝桢令曾昭吉设计制造出“专取水力,而不用火工”的水轮机来代替用煤作燃料的锅炉,每年可省煤银4000余两。四川机器局的技术人员“不袭洋人成法”,不仅能制造前膛枪和子母炮、格轮炮等枪炮,而且还造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后膛枪。

  丁宝桢创办的四川机器局不仅开创了四川省近代工业新格局,而且在加强我国西南边疆的国防建设和抗敌御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丁宝桢接任四川总督后,很注意列强侵略我国西南的问题。丁宝桢分析当时情况,认为加强西南边疆国防即塞防“实与海防相为表里”。当时清朝内部“海防”与“塞防”之争激烈,互不相让,丁宝桢的看法独树一帜,很有见地。随后丁宝桢又进一步指出,不近海疆的四川在战略上“颇有更重于海疆者”,肯定了四川在加强西南国防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丁宝桢在西南边疆危机严重之时,积极寻求对应之策,他认为枪炮“实为御侮利器”。由此可见,丁宝桢创办四川机器局最直接的动因是为了抵御外来侵略。

  1883年中法战争的爆发,加剧了西南边疆的危机,丁宝桢积极支持边疆前线将士们反抗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据统计,丁宝桢任四川总督期间,四川机器局制造各类洋枪共1.5万余支,其中调拨给边防省区云南、广西及用于援越抗法的枪支有7000余支。

  开启了四川近代工业的新纪元

  丁宝桢创办的四川机器局是一家近代军事工业企业,随着四川机器局的发展,其经营内容已越出军事工业的范围,首先在机器局内部开始兴办了一些与国计民生有密切关系的近代民用工业。如1900年,四川总督奎俊在四川机器局内设厂铸造银元,为了抵制英国发行的印度卢比入侵我国康藏地区,该厂还铸造了一种仿印度卢比的银币“藏元”,专在我国康藏地区发行。1904年,四川机器局安装电机发电,成都有电灯的历史自此开始。

  四川的机器制造业,也始于四川机器局。在四川机器局的影响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四川不仅有一批官办近代工业出现,而且带动了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企业。据《四川近代史稿》统计,1891年至1911年间,四川共创办了119个近代工业企业,遍及矿业、制药、印刷、纺织等20多个行业。《成都通览》中记载:“成都之以机器制造物件者,自丁文诚公督川时创办之机器制造局为始。现在已大加扩充,银元局、造币厂、劝工局、制革公司、火柴官厂、机器新厂、白药厂、官报书局等继之而起。现在又有商办之印刷公司、文伦书局、电灯公司、攻木公司、自来水公司、造纸公司、天成工厂等,均各办机器,以擅胜场。”

  丁宝桢创办四川机器局历经坎坷,阻力很大。当时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将“百工技艺,视为鄙事”的观念,丁宝桢对此深有感触。他批评顽固守旧者不思改革、对西方的先进技术“不屑蹈袭,以为墨守故常,不难角胜”,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谈。四川机器局在运行过程中遭到顽固守旧派的激烈反对,但丁宝桢创办的四川机器局终以不可逆转之势,为“天时、人事之所趋”,在曲折中得到发展,开创了四川近代工业的新纪元。

(责任编辑: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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