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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华民族”观与相关政治实践

常安

2010年01月08日10:10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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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华民族”观与相关政治实践
  



  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吞、蚕食中国领土的一个重要手段,即是扶植成立一些傀儡政权,如在东北扶植成立“伪满洲国”,在内蒙古地区成立所谓“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虽然傀儡政权的实际权力都掌握在“自治指导者”日本人手中,但其所公开奉行的旗号却是所谓的民族自决。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如何强调中国各族人民都是中华民族之一分子,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内在统一性,同时发动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参与到保卫中华民族的这场民族战争的洪流之中来,是中国共产党人责无旁贷的政治职责。因为,无论是对“中华民族”的表述,还是对于“中华民族”基本属性、内在构成的认识,都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具有生死攸关的现实政治意蕴。

  中国共产党一直认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问题对于中国革命具有重大意义,在中共六大上也正式确立“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概念,明确把中国的民族问题作为中国的内政问题。按照有的学者的观点,这种认识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常见的中原汉地和边疆藩属等狭隘划分的突破,也是对于清末民国以来资产阶级政治人士提出的“汉、满、蒙、回、藏”的中国国家-民族结构的一种认识飞跃。但无疑,抗战对于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觉醒,是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国各族人民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团结一心、共抗外侮的这种民族整体性、一致性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庄严升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华民族观的政治认识,在抗日战争时期同样也得到了巨大飞跃,而这也给以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非照搬前苏联的相关政治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38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并重新确立了中国民族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任务,这次会议中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讨论被认为是党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转折点。

  如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具体任务则应该是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决抗战到底。……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第十三部分以“团结中华各族、一致抗日”为题对此任务则作了具体说明,他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针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第十三个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毛泽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还强调必须注意民族平等、民族自治、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提倡民族团结等方面。且上述政策的实现,一方面需要各少数民族自己团结起来争取实现,另外一方面也应由政府自动实施,才能彻底改善国内各族的相互关系,真正达到团结对外之目的。可以说,六届六中全会和毛泽东《论新阶段》报告中对于当时中华民族基本任务的强调以及如何实现“中华各族共同抗日”的具体措施,既明确指出了中国各族人民都是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内在属性,对于如何强化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包括少数民族具体权利的保障实施等方面,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在1939年12月所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在第一章对于中国社会基本属性的基本判断上,第一节即名为“中华民族”。毛泽东在该文中对于中华民族的起源、发展、构成、基本使命等方面均作了精彩阐述。如在文章开头,毛泽东即指出:“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 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具体到中华民族的基本人口构成,毛泽东则指出:“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可以说,这是对中华民族人口构成的准确概括,而且明确地承认了“汉、满、蒙、回、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地位。毛泽东的论述是对清末民国以来一直流行的“五族共和”论调的巨大突破,包括对维吾尔族作为一个独立少数民族地位的肯定,而非笼统地以“回部”指称,都是对中华民族具体族群构成以及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状况的更准确分析。更为关键的是,“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这句话,即说明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中国历史的史实是不容任何西方势力所抹煞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这一基本判断,既使得中国共产党对于正确认识、处理民族问题有了一个总体的指导方略,同时也有力地增强了正处于抗日救国大潮中的中国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

  在1939年八路军总政治部印发的《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中也继续确立了这种认识,如“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人口,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是实际上最勤劳耐苦,最爱和平的民族。……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厉害一致的”,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从历史发展、人口构成、民族传统等多方面来阐释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

  按照有的学者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在此时已经发生了质的突变,尽管从两个层次来界定中华民族的思路没有改变,但一个新的双重民族结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已经完全展现:中华民族是高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一个上位概念,汉族和各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是不容分割的一个整体,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是在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国家内部的内政问题,而非原来本部、疆部之分的模糊说法。所以,此时的中华民族观更多凸显的是作为中国各民族之上的一个整体概念,中国问题中的民族自决是指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压迫的一种整体自决,而非少数民族脱离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所谓分离权或者自决。

  尽管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并未取得全国政权而未对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各少数民族进行具体的民族识别,但各少数民族和汉族都是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成员的观念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共识。这种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概念的论断,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后来处理民族国家建构问题的基本指导方针。

(责编: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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