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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寒光:“将这些珍贵的故事世代传下去”

2009年12月11日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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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寒光近照 郭彦辰摄
张寒光近照 郭彦辰摄
  上世纪50年代初期,云南省的广大边疆地区生活着600万少数民族群众。在当时,边疆情况十分复杂,各地发展情况差异很大,不少深居山林的民族还过着刀耕火种的日子。为了走进这些地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进行地方民族上层的统战工作,云南边疆民族委员会成立了民族政策研究室,现已90岁高龄的张寒光当时就在民族政策研究室工作。在那个还没有像样交通工具的年代,他和同事们翻山越岭,跋山涉水,行走于云南省的民族地区之间,经历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事业刚刚起步,开展工作还十分艰难,不但自然条件阻碍重重,基本设备也十分缺乏。由于云南地区存在100余种方言,与少数民族的沟通就成了很大的问题。当时边境还盘踞着国民党残匪和当地土匪,不少工作队的同志为了接近当地群众,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张寒光和他的同事经常身兼数职,每深入民族地区一次,就尽量把能做的工作全部做完,把能搜集到的调查资料都设法收集齐全。

  1952年冬天,丘北县五曹区发生流行病,死亡近千人。张寒光奉命率领一个工作小组前往丘北县调查病情,并顺便了解当地贯彻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其中包括民族关系、干部培养、文教卫生、宗教信仰等问题。

  五曹区居住着汉、壮、彝、傣、苗5个民族,这里春天多天花,夏天多痢疾,入秋多疟疾,冬天多伤寒,一年间因流行病死亡就将近千人。工作组通过会议和座谈,结合调查、入户访问,了解疫情和当地的其他情况。

  “当时老百姓太艰苦了!”张寒光回忆说,由于水源远,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大多挖塘蓄水,时间一长,蓄水坑就污臭不堪,但当地百姓照样饮用,有的甚至直接用生水拌冷饭吃。这里的住宿条件很简陋,多数人家是牛马猪羊和人同住在一层,很不卫生。医疗条件更是恶劣,妇女生产要在田边或者羊圈里,脐带用生锈的剪刀剪,甚至用嘴咬、石头砸,家里有人生病就请巫婆来“斗五海”。加上山区气候多变、温差大,人们大多缺衣少食,身体健康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正因如此,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对工作组的到来非常欢迎。工作组在边远的坝达、白马等乡访问时,村民们常常是大老远地跑来开会,会上静静地听,会后还问这问那,直至深夜还不想离去。工作组去患病群众家里探望时,还没进门,家人就从屋子里跑出来,千恩万谢地感谢毛主席派人来看望;工作组送的针线,他们捧在手里像宝贝一样珍惜。工作组离开时,少数民族群众眼含热泪,再三请求,要工作组经常来指导他们生产,请卫生员经常来给他们看病。

  张寒光说,少数民族群众真诚朴实的感情永远留在他心里,而日后的民族工作更是给了他苦中有甜的珍贵回忆。

  1953年7月,张寒光参加了中共云南省委组织的民族工作队,赴德宏地区进行社会经济生产情况的调查,为边疆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作准备。根据中央决定,对以傣族为主的坝区采取和平改革政策,对以景颇族为主的山区采取直接过渡政策。张寒光和另外4位同志的任务就是跑山区进行调查。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在弄丙开办了景颇族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小学。”张寒光还记得那间学校的校舍,是用一排篱笆和茅草搭盖的,平时可容纳百余学生,还辟有一块篮球场,条件算不错。由于刚好是暑假,工作队一行5人就索性住在这里,睡觉就在课桌上,校舍成了工作队在弄丙时的专属“招待所”。住的问题虽然是解决了,但吃水很费力,要扛着竹筒下到500米外的山沟取水,所以大家很少洗脸,浸透汗渍的衬衣也只能直接晾在室外。农户们放养的水牛喜欢咸味,经常在回家的路上把工作队队员们的衣服嚼个稀巴烂。

  8月间,工作队来到了营盘县,那里的景颇族居住在西山南端的制高点,四周险峰陡岩,林荫蔽日。受自然条件的限制,田地只能在寨子南边开垦,群众生活十分贫困。这里有着奇特的借贷和高利贷制度,几乎户户都要向山官借贷,除了借贷稻谷外,还包括生活用品等四五十种,甚至鸦片。但工作队经过一段深入细致的摸底调查后却发现,就连山官收的官租,都会不例外地借助出去,而所谓的借贷,实际十有八九是有借无还,基本上是一种变相的原始互助。

  张寒光说,当地的山官每年收官租,照理说生活应该是比群众好些,可是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却说:“我们的山官是穷官,可怜哩。”

  这样的发现,让张寒光意识到对民族地区想当然地搞阶级划分是要不得的,只有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对民族地区的情况有正确的认识。

  张寒光后来还去了不少民族地区,每一个地方都带给他不同的回忆。有被少数民族群众夹道欢迎的愉悦;有被少数民族群众当做国民党“委员老爷”,生怕怠慢的尴尬。而工作队中也经历了许多难忘的回忆:有直爽的少数民族姑娘对队员心生爱慕的有趣故事;有遇到残匪激烈枪战的惊心动魄。工作队的队员们在广袤的边疆民族地区留下了足迹,是他们坚定不移地把党中央的关怀带到了祖国西南边疆的每一寸土地上,为民族团结奠定了基础。

  让张寒光念念不忘的,还有在盏西坝西北李家山遇到的一位年近80、无儿无女的老妈妈。由于在旧社会经历了苦难深重的生活,这位老妈妈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很有感情。工作队来到李家山后,她经常来到工作队驻扎的茅屋,对工作队员们嘘寒问暖,十分关怀。当时工作队带来不少毛主席画像,就送给老妈妈一张,可画像第二天就被偷走了。老妈妈伤心地哭了一个晚上,张寒光怕她太难过,又送给她一张自己随身携带的毛主席像。老妈妈高兴得笑了,一边走一边看,还不停地用手抚摸着画像。

  两天后,张寒光外出调查回来,看见茅屋门口放着一个小包的芭蕉叶,里面是一点儿糯米饭和炒竹笋。问了其他同志后,张寒光这才知道,自己送给老妈妈毛主席像的那天,老妈妈兴奋得一夜睡不着,第二天砍了一背柴,赶早下山,走了十几里山路到集市上卖掉,又买了点儿油盐回来炒了竹笋,这天一大早又特地送来请他吃。听了同志们的讲述,张寒光心里十分感动,眼泪夺眶而出。

  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从事民族工作的这段历史,张寒光不免唏嘘,感叹其筚路蓝缕却又五彩纷呈。当年民族工作组、工作队搜集的资料已经分别整理并由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编辑出版。后来张寒光又带领少数民族头人组成的民族参观团进京,进行统战工作。在上世纪60年代,他还绘制了最早的云南省少数民族民族分布图,至今仍被广泛地使用和借鉴。如今的张寒光虽然年事已高,但依然矍铄硬朗,喜欢开怀大笑。他声音洪亮,甚至连牙齿都没有掉落一颗。他正在对从事民族工作以来的见闻进行回忆和编撰,他说要把这些珍贵的故事世世代代传下去。(特约记者 郭彦辰)

(责任编辑: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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