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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远万里,为谋团结 

1937年西南少数民族请愿代表在上海的活动追述

娄贵品

2009年11月20日14:43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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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6月至1937年7月,来自西南民族地区的土司代表高玉柱、民众代表喻杰才受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推举,前往南京请愿。其间曾在1937年2月至7月多次到上海,参观工厂、学校、图书馆、报馆,拜访各界人士,讲述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报告请愿经过及结果,筹组西南边疆开发协会,商议土司子弟赴沪观光求学等,受到上海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

  二者的考察行踪,在当年的《申报》上得到详实报道。这反映了以高玉柱、喻杰才为代表的西南少数民族群众对中华民族与国家的强烈认同,也增进了国人对西南少数民族、西南边疆危机及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识与关注。

  “希望注意边陲事业者,加以协助发展”

  在高玉柱、喻杰才呈拟的《治理西南夷族巩固国防意见书》中,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作了简单的介绍:“西南夷苗民族分布于滇、黔、川、康、粤、桂各地,成为当地之土民,大部分民族沿滇黔川康边区,顺金沙江流域,集中为整个民族,盖即西南夷之宗支也。地面绵亘数千里,人口不下二千万,过去因文化生产低落,每被外族所歧视,极端压迫,而物产丰富,蕴藏甚多,人民生活单纯,民族性强悍,且富于保守性,故虽隶属于各省区域,实际上完全在土司保护之下求生存。”

  高玉柱、喻杰才自1936年6月前往南京,经过两次请愿后,认为“请愿事务,均能满意,亟须各返原地覆命,并宣扬中央德意”,原定于当年9月返回原籍。但为向国人“报告西南夷务一般情形,希望注意边陲事业者,加以协助发展”,于是在回原籍前选择到上海参观访问。

  1937年2月1日,高、喻二人首次赴沪。第二天一早,二人即参观了中国国货公司,随后前往闸北凭吊“一·二八”淞沪战役残迹,对敌方残暴行为表示愤慨。归来后,又参观申报馆及量才图书馆。2月3日,高玉柱在中西电台演讲《西南夷族问题》。高玉柱首先指出国人对中华民族和对西南少数民族在认识上存在的不足与错误,又介绍了西南少数民族的现状,认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民风纯朴,在巩固西南国防上具有重要地位。此外,她还阐述了本次前往南京请愿的背景及目的,并欢迎国内各界参与开发西南民族地区。

  2月4日,上海市地方协会举行盛大茶会,欢迎高、喻二人。除上海市各界领袖外,南京及京沪、沪杭路沿线的西南籍学生也接到参会的通知。上海方面代表张寿镛在致词中说:“‘夷’字并不是恶劣,如我浙江前亦称夷,如文王亦称西夷之人,可知夷不是坏字眼,是好字眼,……那二千万夷族,都是中华民族,不过文化略落后。从此进步,也许比吴越还高。不过外人觊觎不已,该协谋改进,兴办实业,开发富源,并谋政治之进步。”上海另一代表潘公展在致词中认为,张寿镛“夷不是坏字眼”的观点“实在极有意义”,国内各族均是中华民族,并对比东三省的情形,称高玉柱此行意义“实在伟大”。

  高玉柱在演讲中说,自己是少数民族人民的公仆,希望向与会的上海各业领袖请教一切。她追溯了历代统治者在西南民族地区推行的政策,讲述了辛亥革命后西南彝、苗各族人民内与政府失去联系,外受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因此政治、经济落后的情形。她表示,前往南京请愿意在谋求民族团结,此次赴沪报告当地情形,也是希望得到各界援助。

  2月6日,中国文化建设协会邀集在沪理事及新闻界、出版界、教育界等知名人士,宴请高、喻二人。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书记长潘公展在欢迎词中提到,高、喻此行“实具有异常深切重大之意义”,“因中国为一被压迫之民族,欲求民族复兴与运动之完成,非全国同胞协力前进不可”。他还根据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宗旨,呼吁该会及全国文化界为实现包括彝、苗族在内的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而共同努力:“文建协会之宗旨,系宜扬我国固有文化,并吸收外来进步之文化,打成一片,以求适合国情,提高文化水准,造成我中华民国为一现代化的国家。欲达到此目的,我中华民族之构成分子,首应一致达到文化上之水平线。夷苗二族,因交通不便等原因,文化略见落后。本会及各省市分会,以建设文化为职志,自应竭其力之所及,略效微劳,全国文化界同人,自必责不旁贷,戮力共赴,务使国内各民族,不独政治经济上达到平等之地位,即文化上更应平等。”潘公展希望高、喻“多多报告关于夷苗两族之情况及其危机,使国内各界有所认识”,“因我人深感夷苗两族,至今犹未能达文明进步之境者,实系全国人民职责未尽之故,倘我人能早予注意,则决不待高喻两先生不远万里而来也。欲弥补此缺憾,应急起直追”。他还要求在座的教育界人士今后多招收西南各少数民族子弟入学;在座的出版界人士,努力将各种出版物运赴边疆各地,大家齐心协力使西南少数民族同胞在文化上实现与国内其他民族的平等。

  2月15日至22日,正值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高、喻二人决定作第三次请愿,于是他们返回南京,直至3月份,才又回到上海,继续宣传西南少数民族,争取各界人士对开发西南民族地区的支持与帮助。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国人将注意力全部放到抗日战争上,他们二人的活动才告终止。在此次活动期间,高、喻二人与上海各界人士商讨组建了西南边疆开发协会,《申报》曾详细地刊载了由高玉柱拟就的西南边疆开发协会之组织缘起、组织原则及其所发出之函件内容等。其时,高玉柱还对大公社记者表示:“拟即日起,暂谢绝各界任何应酬,俾得积极筹备,悉心办理协会工作,区区苦衷,希各方鉴谅,并赐予玉成。”

  “增强边疆土司内向之心,激发爱国热忱”

  1936年6月至1937年7月,西南少数民族请愿代表之所以作了3次请愿,并准备作第四次,主要原因是其请愿意见多未能被国民政府采纳。所以,高、喻二人在上海虽屡称“请愿结果圆满”,但事实却远非如此。他们不断赴上海活动,最初或许没有为请愿造势的考虑,但在客观上却达到了这一效果。他们不仅争取到了舆论的同情与支持,且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国民政府作出了有利于西南少数民族的决议和表态。因此,两代表的多次上海之行,在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上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和影响。

  首先,它反映了以高、喻二人为代表的西南少数民族群众对中华民族与国家的强烈认同,这有利于近代中华民族及国家的建构。高玉柱说:“至辛亥革命以后,政府与夷苗失去关系,任之自生自灭。帝国主义者,利用这个隔阂,诱迫备至,要夷苗民族脱离中国,所以所受苦楚,不可言喻。此次上都请愿,要谋民族团结。余小时不知我是中国人,

(责任编辑: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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