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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毓骧:民族大调查是我最难忘的经历

2009年11月13日15:24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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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杨毓骧(右)与苦聪人的合影。 杨毓骧供图
当年杨毓骧(右)与苦聪人的合影。 杨毓骧供图
  1950年8月,中央西南访问团来到了云南圭山和西山。圭山附近的彝族、苗族、回族、汉族等近4万多群众,挑着口粮、背着炊具、携儿带女,风雨兼程地赶来迎接。当时刚从云南大学肄业不久的杨毓骧,参加了由云南地下党领导的滇桂黔边纵队,在圭山地区做群众工作。由于同当地群众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基础,他被分配担任这次访问的接待、后勤及保卫等工作,亲眼见证了那些让人心潮澎湃的感人场面。

  虽然在圭山的集中访问只有短短七八天的时间,但对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影响却是非同寻常。

  杨毓骧介绍说,圭山是云南地下党最早建立的根据地之一,群众基础很好。在战争年代,这里的斗争非常激烈,牺牲了不少边纵队员,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少数民族。当地世世代代受压迫的人民,看到毛泽东主席为他们题写了标语,还派人来慰问他们,个个都十分激动,见到访问团团员仿佛见到亲人一样。访问团针对当地经济、医疗、教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做了不少工作,还在圭山、西山的几个村寨,针对当时的政治结构、保甲制度、经济、宗教信仰等进行了调查,并将民族识别列为访问过程中的一项内容。访问团向圭山、西山各族人民赠送礼物,为群众布置展览;访问团的文艺组则进行了丰富多彩的演出宣传,采集了当地二三百首民歌、曲调;医疗组免费治疗了近千名病人,并对当地的卫生、健康状况作了专题调查。

  离开圭山后,访问团又先后到达丽江、中甸、思茅等地开展工作,同时进行调查研究。1954年,全国人大民委和中央民委派出民族识别组前往云南进行考察,基本摸清了云南各民族的族群族称。1956年6月,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开始了,中央成立了8个少数民族调查组,其中一支由费孝通担任组长开展调查,而云南省也成立了民族研究所配合工作。此时,杨毓骧调入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开始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

  “1953年新中国开展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登记的民族名称多达400余种,其中云南省就有260多种。”回忆起新中国民族识别任务的艰巨,杨毓骧深有体会。除了民族识别本身任务比较繁重外,当时的调查环境也十分艰苦。杨毓骧回忆说,云南的调查组先分为3组进行田野调查。阿佤组的调查对象主要是阿佤山的佤族地区,调查组人员一直深入到中缅边境。当时西盟的许多佤族部落还有猎人头的旧俗,盘踞在西盟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不时地发动反攻,阿佤组调查人员的生命安全时时受到威胁。怒江分组则要面临山高路险的重重困难,所以主要安排了一些年轻力壮的大学生前往。

  杨毓骧所在的景颇分组条件要好一些,调查组配有武装队,他自己也随身带着枪支。在谭碧波、宋蜀华等人的带领下,调查组对景颇族4个支系的经济、文化艺术、民族习惯、阶级结构等情况作了细致的调查,同时拍摄了反映景颇族、苦聪人的居住环境、生存状况等珍贵照片。他说:“资料由各个组的组长负责整理,再把调查报告上报,又通过各个州的州委书记审核。可以说,这些资料的内容是非常精确的。”

  1958年3月,又一轮民族大调查开始了。杨毓骧说:“云南省境内的少数民族社会形态差别很大,有的民族处于比较落后的原始社会形态,有些已经进入了农奴制、奴隶制,还有的甚至具有资本主义的初期萌芽。这种现象很奇特,于是国家把云南省作为民族调查的重点省份。”

  1958年八九月间,保山已经通了客车,调查组一路坐车来到芒市。当时的德宏地区还没有高楼,政府办公地仅是二层小楼,文化站、卫生室也已经建立起来。村寨都建在山区,民房是傣族的传统民居。当地的景颇族上层人士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调查组。“其实当地的‘山官’也不都是完全意义上的剥削阶级,”杨毓骧介绍说,“虽然普通群众要将收入交一些给‘山官’,但有的穷人也会在‘山官’家‘傍吃’。甚至有的名誉上的山官连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对当地的实际情况有所了解之后,杨毓骧真正体会到对于类似地区进行直接过渡、和平土改等政策是正确的。

  杨毓骧记得,当时调查组聘请会讲景颇语的人当翻译,通过他们与当地群众进行交流,随行的医生给当地群众治病。为了以防万一,当地还给调查组配备了保卫人员,为调查组雇马匹。杨毓骧回忆起一些有趣的片段,不禁开怀大笑:“有一次,我和谭碧波躲在深山老林里观察当地的‘串姑娘’习俗。当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刚好有一个小伙子和姑娘在那里约会。虽然他们发现了我们,不过,最后他们还是按照当地的习俗给我们演示了谈情说爱的过程。”

  在进行民族调查的岁月里,杨毓骧曾将捉住的一只大蟒蛇养在身边,回到昆明后,将其送至动物园;还曾经在解放军战士的帮助下,解救过一位年轻的景颇族姑娘,使她摆脱了并不情愿的抢婚。回忆起当时的一幕幕,杨毓骧不仅感慨道,这些记忆都是他难以忘怀的珍宝。

  回到昆明后,杨毓骧参与了“五种丛书”的编纂,主编了《德昂族简史简志》。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断了杨毓骧对于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文革”后期,杨毓骧调到了昆明市文化局,其后6年,他一直在昆明市电影公司工作。虽然不能直接从事民族学研究,杨毓骧却仍然关注民族学人类学这一学科,几年间,他一直通过看报纸、自学等方式了解着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情况。1979年国庆节,他被分配到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回到他钟爱的学术领域,继续从事民族研究。

  杨毓骧的学术成果很多,多年来,他出版专著4部,在国家和省级以上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150余篇,其中一项研究被新华社称为:“填补了我国民族史对云南契丹后裔研究的空白”。但相对于他多年从事民族研究积累的资料而言,这些只能算是其中的一部分。他说:“我手头还有许多珍贵的资料,苦聪人调查笔记我有93本500余万字,还画了许多插图,照片有1600余张。后来关于契丹人的研究也有许多成果,因为各种原因没能面世。”

  杨毓骧曾于世纪之交回到半个世纪前工作过的乡村,遇到曾经亲如一家的当地群众,他们仍然对调查组当年的造访历历在目,杨毓骧不禁感慨万千:“有些经历是会在生命中永远记得的。而那些珍贵的资料,以后自会慢慢地讲给后人听。”(特约记者 郭彦辰)

(责编: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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