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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与天主教徒英敛之

2009年11月10日18:26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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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英敛之与太太爱新觉罗·淑仲及儿子英千里合影。 资料图片
青年英敛之与太太爱新觉罗·淑仲及儿子英千里合影。 资料图片

  1902年,即光绪皇帝在位的第28年,《大公报》在天津问世。从那时起,《大公报》饱览世事,历经沧桑,记下了一个世纪的国家兴亡。目前香港版的《大公报》仍在出版,并由此成为我国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日报,曾被学界泰斗方汉奇先生称为“中国新闻界的老寿星”。

  提起《大公报》,人们更多想到的是张季鸾、王芸生、范长江、彭子冈等这些知名报人的名字,而作为《大公报》的开山鼻祖——英敛之其人其事却鲜为人知。英敛之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事实上,《大公报》自创办之初,就与天主教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风雨10年,英敛之的办报理念和主笔风格与他的个人经历和社会联系密切相关。穿越时光隧道,《大公报》由桀骜不驯、汪洋恣肆,渐渐归于平静,而它留下的财富和思索,却将长久地弥漫于后人心间。

  “文武全才”英敛之

  英敛之,姓英名华,字敛之,又号安蹇,满族正红旗人,1867年(一说为1866年)生于北京。幼年家贫、出身寒微的英敛之,没有受过完整、系统的学校教育,而完全靠自学成才。少年时代,英敛之先是习武,因为清律规定,八旗子弟习武后可以入军籍,得到一份粮饷。其后,他又对做学问产生了兴趣,从习武转而学文,由一介武夫而成为文人。这一时期是他求知欲最为旺盛的时期,从经史子集到稗官野史,无不广泛涉猎。

  英敛之的青少年时代,正值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时,列强窥伺,清廷昏庸无能。这时候的英敛之读书习武,并不是因为有什么强国御侮的伟大抱负,而主要是迫于生计,希望借此可以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职业。弱冠之时,是英敛之的生活、学习、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期。第一,从习武到“知耽文学”,这是一大转变。他后来之所以能诗善文,长期从事笔墨生涯,主要是依靠这个时期刻苦自学,博览古今群书,成才涉世的。第二,由于黑暗沉沦的社会和穷愁坎坷的生活,还因为古今群书的影响,使他“酿成第二天性”:“愤世嫉俗”,尤其痛恨那些“奸贪误国、豪暴虐民”的达官贵人。第三,在探索救国救民和人生意义的过程中,特别是当他要求对社会进行点滴改良的愿望遭到严重阻碍时,他希图对人们进行抽象的“人心”改造。英敛之先遍求佛教、道教、基督新教,再研读天主教士汤若望所著的《主制群徽》等书,最终在22岁时笃信了天主教。

  奋力筹办《大公报》

  1901年4月,英敛之从上海来到八国联军临时政府控制下的天津,拜会紫竹林天主教总管柴天宠。柴提出“愿设报馆”,并告知已“集股本逾万元”,承诺“甘为赔垫”,约他主持其事,并让他放手去干,不必顾虑赔赚。经过短暂讨论之后,英敛之很快就接受了这个差事,并开始了草拟章程、吸资纳股等筹办报纸的活动。

  从英敛之留存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大公报》是合股经营的。在其筹办时期的资金中,既有一般人的股本,也有不少教堂、主教等的资本,特别是与法国人和天主教教会关系密切。到1901年9月9日,所收股本已经超过了最初所定的万元目标,但当时身为《大公报》创办人的英敛之,并无财力入股,最初连一股也没有。

  资金到位后,英敛之开始张罗为报馆选址、选主笔、选翻译等具体事宜,随后决定到上海去购置机器设备,聘请主笔。当时报馆实行主笔制,全权负责报纸编印发行,但是聘请主笔的过程却一波三折,令英敛之头痛不已。为寻觅一位有知名度的大家充任《大公报》的主笔,英敛之两下上海。他遍求马良(马相伯)、张元济、汪康年等名人推荐,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主笔。最后,百般无奈的英敛之,只好退而求其次,请资历不深的方守六做了《大公报》的首任主笔,而事实上,在民国之前10年间,《大公报》实际上的总主笔就是英敛之本人,许多未署名的文章大都出自其手。可以说,英敛之本人的思想代表了这一时期《大公报》的言论立场。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筹备,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终于问世了。

  1902年,看似平常,实则玄机重大。这一年,八国联军撤离北京,慈禧和光绪返回紫禁城。两年前,慈禧因听信满族权臣之词,违反国际法原则,放任义和团攻打驻华使馆和教堂,结果被列强占了京城。为实现对洋人的诺言,废除领事裁判权,慈禧宣布改革。慈禧通过经济改革,使中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在教育体制改革中,慈禧废除科举制度,鼓励年轻人出国留学。这一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反对用革命、暴动、暗杀手段重蹈法国大革命的悲剧覆辙。还是1902年,孙文的《中国日报》与改革派的广州《岭南报》大论战,要求抛弃改革,进行革命。就在这种百家争鸣的背景下,清末10年成了传媒先驱们广泛办报的活跃期,《大公报》即是众多自由报纸中的灿烂一枝。在英敛之的主持下,《大公报》积极宣传改良思想,主张君主立宪,以敢言、严肃、非营利为标榜,揭露时弊,成为北方地区著名的报纸。

  “敢言”精神开一代“舆论监督”之风

  1902年,35岁的英敛之在政治上属于改良派,在《大公报》创刊词中,他把办报宗旨定位为采纳西方思想,启迪民智,开风气之先,目的是移风易俗,富国强民。并且将报名解释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这就是说,针对当时那种国破民奴、封建专制主义乌云笼罩全国的严重局面,英敛之他们办报,同戊戌变法一样,仍然要对国民进行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工作。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英敛之特别主张学习西方新闻思想,多开报馆。他反复强调,报纸不是一般消遣性读物,而是国家的耳目,国民的喉舌,所以它的责任一为国民之向导,二为政府之监督。在充分发挥《大公报》的“舆论监督”作用时,英敛之以“敢言”著称,对官场怪状和社会不良风气大胆抨击,毫不留情,有时甚至敢于在悍后慈禧的头上“动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对袁世凯长期卓绝的抗争。

  1902年,英敛之在天津创办《大公报》,此时袁世凯正在天津做直隶总督。可是英敛之压根儿不买袁世凯的账,经常点名批评天津秕政。1905年,《大公报》热烈响应风靡全国的反对美国虐待华工运动,拒登美商广告,积极鼓动天津人民抵制美货。袁世凯大为震怒,以“有碍邦交,妨害和平”的罪名,下令禁邮禁阅《大公报》。同年8月17日,英敛之著《说官》一文,带有影射性地指出,国家立宪维新,就要“拔凶邪、登俊良”,“洗涤刮磨”那些“当权”的大官,否则就“永无改革之望”,就“永无起死回生之一日”。后来,袁世凯见强力迫害无效,又几次想以利诱的办法收买英敛之,还派马车去接他,但均被严词拒绝。1908年,光绪、慈禧先后去逝,摄政王载沣执政,袁世凯回到原籍河南项城。后来有人力主重新启用袁世凯,《大公报》针锋相对地坚决予以反对。如此坚决、长期反对不可一世的袁世凯,在当时舆论界,可称得上是首屈一指。

  《大公报》问世后的“敢言”,正如著名学者何炳然先生(1924-1994年)生前所著《辛亥革命前<大公报>的评论探究》中说的,“既是社会矛盾逐渐激化、清王朝统治日渐衰弱的表现,更是资产阶级要在北方为自己开一个舆论的‘窗口’、要为失败了的维新事业继续呼喊的产物”。

  也有人说,英敛之之所以“敢言”,是因为《大公报》设在租界,有洋人保护。诚然,英敛之是满族人,英姓是慈禧所赐,而英太太爱新觉罗·淑仲本身就是皇族血脉。因此,《大公报》对清朝的一切激烈批评,均是出于改革的考虑,而不是要革掉清朝的命,但其指斥权贵、为民请命的“敢言”精神,在中国新闻史上仍然值得大书特书一笔。

  水流云在,皈依宗教

  前面已经提到过,英敛之从22岁起就开始信奉天主教,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并因主持《大公报》而闻名。1912年,英敛之离开《大公报》,隐居于北京香山静宜园,专心钻研天主教教义,成为天主教在北方的领袖,当时与南方的马良(马相伯)并称为“南马北英”。1917年,北京和河北发生大水灾,殃及103个县600多万百姓,英敛之在《大公报》主办的游艺大会上天天登台募捐,这是英敛之与《大公报》的最后一次联系。水灾平息后,200名孤儿无人认领,徐世昌总统便与前清皇室内务府商量,将皇家静宜园拨给熊希龄和英敛之,营建慈善学校。在毛泽东1949年从河北西柏坡迁入静宜园双清别墅之前,香山的全部设施和全部园地,曾全部归慈善学校所有。1920年,英敛之又在香山设立静宜女学,后又设立辅仁社,教学生“学文”,宣传天主教。再后来,凭借自己巨大的社会声誉,再加上与美国的关系,英敛之在北京设立了公教大学,后改为辅仁大学,并出任第一任校长。此外,英敛之每年冬天都要募集赈款,在香山开粥厂,赈济贫苦百姓,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好评。

  1926年初,英敛之与世长辞,享年60岁,而香山顶裸岩上留下了他的4个大字:“水流云在”。这4个字,恰好可以明鉴创始人已经故去,但他创办的《大公报》仍在流传的意境。(作者注: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央民族大学白润生老师的诸多指点和帮助,在此致谢。)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问世。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问世。
英敛之留在北京香山裸岩上的“水流云在”4个大字。 资料图片
英敛之留在北京香山裸岩上的“水流云在”4个大字。 资料图片
(责编: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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