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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堪慕信难起”——叶圣陶对佛教的亲近与远离

冯弘

2010年06月29日17:22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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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圣陶(1894—1988),名绍钧,江苏苏州人,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教育家。尽管叶圣陶并不信仰佛教,也从未皈依过三宝,但这并不妨碍他以恭敬、亲切的态度看待佛教,并从中汲取自己所需的人生养料。

  中国现代文人中,与佛教佛法有缘者,委实大有人在。叶圣陶与这些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向往着西天佛国极乐世界的文人,大都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他与周作人、王统照、许地山同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与后两位还是极为要好的朋友。夏丏尊与叶圣陶是儿女亲家,他们儿女的缔结秦晋,是叶圣陶在“抗战”八年的离乱岁月中仅有的值得欣慰的人生乐事。1944年9月,叶圣陶在偏远的贵州迂道拜访落魄中的老友丰子恺,患难时代的相逢,更加体现了他们的至真友情。关于弘一法师,叶圣陶至少写过3篇文章:1927年的《两法师》,1937年的《弘一法师的书法》,1947年的《谈弘一法师临终偈语》——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恰好是每隔10年一篇,并且是分别写成于中国现代史上3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年代里。

  所谓“两法师”,指的是20世纪净土宗最著名的代表——印光法师与其皈依弟子弘一法师。在脍炙人口的《两法师》一文中,叶圣陶这样铺陈自己欲拜见弘一法师时的心情:“在到功德林去会见弘一法师的路上,怀着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洁净的心情,也可以说带着渴望。”而在一个星期以前亲睹弘一法师慈颜的印象,又是如此亲切地被他呈现在读者面前:“第3辆(人力车)一霎经过时,我见坐着的果然是个和尚,清癯的脸,颌下有稀疏的长髯,我的感情有点激动,他来了!”读到这里,读者仿佛已隐约听到了一个文学青年热烈而率真的心跳。当时叶圣陶除了拜见弘一法师外,还随弘一法师拜见了印光法师。而弘一法师对印光法师的毕恭毕敬,给叶圣陶这个年轻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弘一法师)从包袱里取出大袖僧衣来,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间异样的静穆”,然后对印光法师“屈膝拜伏,动作严谨且安详”,此种风范自然使叶圣陶感觉“心里肃然”,于是两位法师的整体印象便在他心中刀劈斧刻般铸造而成:“弘一法师与印光法师并肩而坐,正是绝好的对比,一个是水样的秀美、飘逸;一个是山样的浑朴、凝重。”尽管叶圣陶并未皈依佛门,但弘一法师与印光法师这两位律宗、净土宗的硕德,却在叶圣陶的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痕。

  对于佛法本身,叶圣陶所持的则是“教宗堪慕信难起”的决绝态度,他一向服膺的是“未知生焉知死”的道理。叶圣陶认为“好好的死”不妨可以放慢些,最要紧的还是要追求“好好的活”。1928年初,一位年轻气盛的评论家称叶圣陶为“中华民国的一个最典型的厌世家”。叶圣陶对此颇不以为然,还把自己的一本小说集取名为《未厌集》,他的书斋也被自命为“未厌居”。叶圣陶解释说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对人世总抱着希望,对工作总感到不满足——永不“厌足”。连他墓前纪念亭的匾上,题写的依然是这“未厌”两字,足见“未厌”确可成为叶圣陶精神的传神写照。毫不夸张地说,叶圣陶对于生活的热爱,早已融入身心,化为骨肉,以至结晶为人格,升华为情操,比任何宗教家的虔诚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死生亦大矣!”即使以旷达知命而闻世的古圣先贤,每值此关头,也常感叹唏嘘,不免发出“秉烛夜游”、“万物逆旅”、“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之类的感慨。宗教家们信奉“彼岸”,向往“来世”,希望“好好的死”。与他们不同,叶圣陶注重的则是要“好好的活”!

  全身心地热爱生活,从不厌世;无止境地热爱工作,永不厌足,叶圣陶的这种精神似乎与佛家的出世精神是相背离的,但这种精神又与弘一法师式的认真精神、执着态度一脉相通。正是在背离与相通的坐标系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叶圣陶的精神与人格。九十四番花信,九十四度春秋,当这位须眉皆白的长者离开扰攘人世已经很久的时候,当人们深感物欲横流、声色征逐的困扰而愤慨的时候,从宗教观这一特殊的窗口,很多人不禁自然地怀念起叶圣陶式的亮节高风。

(责任编辑:汪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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