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信箱|设为首页|收藏本站

走出文化遗产保护的困境

杨正文

2010年08月13日11:00  来源:《中国民族报》

 【字号 打印 留言 论坛 网摘 手机点评 纠错
E-mail推荐: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西南地区出现过多种形式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既有出于个人文化自觉而身体力行,也有在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推动下开展的工作,不论哪一种模式,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都面临着重重的难题与困境,其关键就是如何才能确保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并取得预期效果。

  步履维艰的文化自觉践行者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自己的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发展的趋向。这种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近几十年先后涌现出一些“文化自觉”的践行者,他们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文化遗产保护中留下了步履维艰的脚印。

  田丰:壮志未酬身先死

  17年前,中央乐团一级作曲家田丰在彩云之南开始了他被世人誉为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民族文化传习之旅。

  1993年11月,田丰怀揣着筹集来的10多万元来到距昆明30公里的安宁县,办起了一所致力于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的“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他倡导用“原汁原味、求真禁变”来规范教学,传习少数民族传统歌舞及习俗。传习馆里的师生都是从云南少数民族村落中招募来的。教员则聘请的是有名望的民间艺人,他们大多不会说汉语或写汉字。学员大多也是与教员同族同村的一些年龄在16~20岁的年轻人。传习馆的教学方式是教员向学员口传身授,旨在把云南各民族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音乐、歌舞继承下来。来到这里学习的学员不交学费,他们的吃、住由传习馆提供。传习馆的经费完全靠创办人田丰个人筹集或向社会募捐。传习馆开办后,很快引起社会的关注,有人把它称为“中国第一馆”。的确,它是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个以保护、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为主旨的、完全依靠民间力量生存的学校。

  遗憾的是,到2000年,这个传习馆因为资金拮据、创办人田丰突然辞世等原因宣告解散。尽管如此,传习馆的探索与实践无疑给云南乃至我国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直接经验,它所培育出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经验和对待传统文化的精神,对云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如今,在昆明一个四合院里艰难前行的“云南民族源生乐坊”,被认为是“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的薪传者,“源生乐坊”的创办者刘晓津女士就是当年一直跟踪拍摄田丰创办的“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的电视台记者,她为田丰保护民族文化的精神所感动,于2004年创办了“云南民族源生乐坊”。乐坊把一部分因为“传习馆”关闭而离散的成员又重新聚拢在一起。目前,“源生乐坊”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鼓励和支持云南少数民族民间艺人在本村寨进行传统音乐舞蹈的抢救和传承。这不能不说得益于田丰传习馆的经验。

  陈哲:举起“土风”旗帜

  继田丰之后,在彩云之南的红土地上,另一位音乐家从喧嚣的都市中走出来。

  2002年,著名音乐人陈哲选定在云南怒江大峡谷中的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的上水俸村,开始实施他的“民族民间文化活化传承”,即所谓“土风计划”。按陈哲的解释,“土风计划”是一项原生态文化传承行动,旨在抢救保护濒临失传、不可再生的民族文化资源,探索良性发展的保护工程。“土风计划”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艺术家介入、记录、摄取,把民间文化固化下来;另一方面是“活化”,即让资源地的人们实现民族文化的自我传承。“土风计划”实施者在上水俸村挑选出10余名青年志愿者,成立了“普米族传统文化传习小组”。传习小组有计划地向老艺人学习诸如普米族传统的民歌、歌舞及口弦、木叶吹奏、四弦琴弹奏等等技艺。待传习小组掌握了这些技艺之后,他们又向周围的年轻人进行传授,从而逐渐在当地形成了学习、传承民族民间文化的良好氛围和传承机制。

  该项目尽管意义重大,但仍步履维艰。直到2004年,经费拮据的情况才初步得到改善。因为那一年,在陈哲的积极奔走下,项目获准列入国家“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资助项目,成为29个获准项目中唯一来自民间申报的项目。即便如此,陈哲的“普米族传统文化传习小组”还是面临着生存、发展的压力,因此,他们不得不走上对外演出的道路,先后到大理、广州、北京等地演出,并参加了2010年中央电视台的“青歌赛”。虽然,用陈哲的话说,从大山里走出来演出的这些普米族女孩是她们民族文化的使者而非演员,但不能不说,这与陈哲立足村落,致力于当地的文化活态传承的理想初衷已经渐行渐远。

  尽管这样,需要指出的是,田丰、陈哲的保护实践也仅仅针对音乐、舞蹈等文化事项,他们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

  村落文化遗产保护面临重重难题

  与依靠个人文化自觉而进行的实践不同的是,西南地区还出现了很多落户于村落之中的由政府或非政府主导、专家参与的文化遗产保护形式。包括诸如上世纪80年代贵州省文化管理部门组织的“村寨博物馆”系列项目建设;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和挪威两国合作在贵州建设的生态博物馆群;由专家倡导的、福特基金会资助及地方政府支持的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等。可以说,“集我国目前所有的村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于西南一隅”。

  在对这些项目的跟踪调研过程中不难发现,不论是“村寨博物馆”等为代表的文化遗产保护的本土化创新实践,还是生态博物馆等为代表的引进型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的落户生根,在实施中都面临着重重的难题与困境,特别是那些以村落文化整体为保护目标的项目,所面临的难题和压力尤其大。其中最大的困境就是如何才能确保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和起到预设的文化遗产保护效果。有一些保护模式、保护项目,还在进行之中就已经显示出难以为继的迹象,有一些则伴随着项目专家的撤离而终结。

  例如,众所周知的、被誉为中国第一生态博物馆的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经过轰轰烈烈的建设之后,如今留下的仅是与村落相分离的作为博物馆资料中心名号的建筑群,村寨已经转变为一个旅游接待的景点。作为云南文化生态村重点建设的云南景洪基诺族巴卡小寨,在项目组离开后,有组织的村落文化传承、保护活动即走向停滞,博物馆关门闭户,其他试点村落也逐渐向民俗旅游村寨转向。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原因固然很多:村民参与程度低、游离于保护行动者的主体之外……但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项目大多关注于村落中成人的文化自觉启蒙,关注于某一文化事项的传承,却忽视了造成村民传统民族文化断裂、缺失的症结所在:现代学校教育与传统的、地方性的民族文化传承的长期割裂。

  进校园,燃起民族文化的希望

  如果说,上述的各类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活动因为缺少了对现代学校教育系统的关注,缺少了支撑村落民族文化传承的另一只脚,从而使单一的文化保护项目独步难支,陷入困境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注意到西南各省对传统文化知识传承保护还尝试做了一些可贵的探索,这就是通过编写乡土教材,将民族传统文化知识引入学校课堂,借助学校教育的方式传承民族传统文化。

  普虹:致力于侗族音乐走进校园

  在侗族地区,人们在为“侗族大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骄傲、在为万人唱侗歌的场面激动时,总会想起许许多多为传承侗歌辛勤耕耘的人,普虹就是其中的突出贡献者。

  如今已经72岁的侗族老人普虹,出生在贵州榕江县三宝侗乡车寨村。从小受侗族文化熏陶、酷爱侗族音乐的他,自1979年起一直致力于侗族文艺的搜集、整理、翻译、改编、创作、传承与研究工作。在开展乡土文化调查的过程中,他惊讶地发现,包括自己家乡在内的许多在校学生不会唱本民族的歌。于是,他萌生了将侗族音乐引进学校、引进课堂的想法。时任县文化馆馆长的他很快将想法付诸行动。为了让侗族音乐走进课堂,他跋山涉水深入黔湘桂三省(区)侗族地区搜集、整理、翻译侗族民间音乐,将其编辑成适合在校学生学习的乡土教材,并于1984年首先在他的家乡车江乡车民小学试用。取得初步经验之后,他与县教育局衔接,举办全县“民族音乐师资培训班”、全县“少儿艺术教育师资培训班”,以至后来举办跨县域的“民族音乐教师培训班”等,逐渐将民族文化进校园的范围向全县小学扩展,随后又延伸到中学和学前班。

  尽管普虹的实践,也是从他个人的文化自觉开始的,所致力的也仅是民族音乐、歌舞等较为单一的文化事项的传承,但他比较早地注意到了与地方教育部门的合作,运用编写乡土教材的方式将民族文化引入学校课堂。经过近30年的探索、推动,如今普虹所在的榕江县,民族文化进课堂已蔚然成风。目前,该县已有车江中学、宰麻中学及宰麻乡各小学学前班,古州、忠诚、寨蒿、乐里、兴华等乡镇中小学开始了民族音乐进课堂的历程。民族文化进课堂成为培养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的重要手段,而且为榕江县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与乡土教材结合可能是走出困境的路径

  文化遗产保护之所以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是以传统文化的日益式微为前提的。造成这样一种文化态势,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与长期以来我们倡导的现代性建设对传统的否定、摈弃有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现代国家建设往往将传统的、地方性的知识视为落后的或不相适应的、与之对立的对象,以科学主义为主导话语的现代学校教育,很大程度上必定以挤占地方性知识的生存空间、消减地方性知识传承为代价。

  近年来,国家积极倡导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编写适应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乡土教材。但从多元文化保护的角度来审视目前所编写的乡土教材,那些以“守卫传统”、“回归地方”为目标而编写的乡土教材,成为“再去地方性”的工具,编写的形式忽视了学生的年龄层次,也忽视了知识传承的渐进性规律,知识传承缺少连续性,很难使学生成为乡土文化的掌握者、传承者。

  因此,仅仅靠实施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解决不了因为现代学校教育与传统民族文化割裂而带来的文化缺失,单靠目前编写乡土教材使民族文化进校园也仅能解决学龄少年儿童的传统文化传承性。

  一个可能的出路是,在村落进行文化遗产保护,既实施针对成年人的文化发展干预,又要与社区学校联合,通过乡土教材的编写,将当地的民族传统文化知识、技能引入课堂,让学校真正成为传播地方知识的场所。还需要注意的是,应遵循知识传习规律,克服目前乡土教材编写中的“大而统”思路,划分年龄层级,按照固定的体例将较为完整的地方知识与技能编辑为适合不同年级学生、深浅适度、涵盖各年级的教材体系,特别对小学阶段的学生实行全程的乡土教材教学,使之真正成为本土文化知识的负载者、传习者。

  只有当学校教育不再成为民族文化缺失者的再生产工具时,民族文化的传承可持续性才能得以实现,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才真正有希望。

(责任编辑:常雪梅)
我要发表留言
匿名发表        署名    验证码:
                                      留言须知
访谈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县长:用文化舞台带动经济发展
访谈:“高空王子”阿迪力披露新挑战计划
访谈:陈广元全面“揭秘”全国政协民宗委
访谈:白音门德、朝鲁孟谈内蒙古“三农三牧”
访谈:全国政协委员阿称谈藏区跨越式发展机遇
精品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