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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类隔离:清朝民族政策的失败及其遗产

熊芳亮

2010年08月13日10:53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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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因地制宜、因俗设治的藩属制度和羁縻制度,被很多学者视为中国现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雏形。但是全面了解清朝的族类隔离政策之后,就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清朝的藩属制度和羁縻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封禁、封闭的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着天壤之别。清朝族类隔离政策的失败,实际上也就是古代中国皇权专制制度和华夷思想的失败。

  实行族类隔离政策的原因

  清政府之所以实行严厉的族类隔离措施,最主要的原因是防范其他民族效法满洲故事威胁清朝统治。

  清朝之所以能够崛兴于东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凝聚了北方各族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然而,以族类联合政策一统天下的清朝统治者,对族际之间的交流往来却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和戒备。为达到分而治之的政治目的,清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严格的族类隔离政策。以清政府在西南地区的统治策略为例,起初,清朝统治者认为,“治苗非以为苗,所以安汉民者也”,为此,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对西南地区的控制,比如限制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往来,禁止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通婚,以防止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联合的现象发生。

  清政府施行严厉的族类隔离政策的另一个原因,是吸取元朝覆亡的教训,防止激化族际矛盾。众所周知,元朝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将全国人分为四等,蒙古人地位最高,色目人次之,汉人又次之,南人最低。随着民族矛盾日渐蕴积,最终导致元朝统治被推翻。清朝虽然名义上宣称族类平等,但实际上满族、蒙古王公仍然拥有诸多特权,如何避免重蹈元朝的覆辙,是清朝统治者面临的政治难题。实行族类隔离政策,限制族际交往,可以避免或减少各民族因事实上的地位不平等造成的族际矛盾。

  清政府施行严厉的族类隔离政策的第三个原因,是防止各族内部团结统一,威胁自身的统治。蒙古诸部的归附在清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清政府将蒙古诸部视为支撑清朝统治的基本力量,并通过和亲制度强化满蒙关系。尽管如此,清政府还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蒙古诸部势力坐大。在宗教政策上,为防止蒙古各部通过宗教实现统一,清政府有意扶持章嘉呼图克图以抵消哲布尊丹巴的影响,并且精心保持达赖喇嘛与这两位蒙古活佛之间的权力平衡。同时,为了防止世俗贵族同宗教势力结盟,清政府还禁止从贵族之家寻觅转世活佛。在世俗政策上,清政府将蒙古诸部划分为外藩蒙古和内属蒙古两部分,外藩蒙古又分为外札萨克蒙古和内札萨克蒙古。清政府在蒙古诸部实行分旗制度,严格划分各旗牧地边界,每旗札萨克直接向清政府负责。这些措施割断了蒙古诸部之间的传统联系,从而使蒙古王公无法扩张势力。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认为,清政府之所以极力保持吉林和黑龙江旗人和部落的特点,是出于多方面考虑的结果,如为清王朝留下退路,保持不受汉文化影响的八旗军后备力量,保护清政府对人参、貂皮、珠宝和黄金的垄断,保护满族文化和清朝传统等。

  族类隔离政策的失败与调整

  族类隔离违背了族际交往的历史趋势和各族群众的共同意愿,客观上加重了民族之间的隔阂,割断了民族联系的纽带,削弱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族类隔离削弱了维系国家统一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为分离主义运动创造了便利条件。族类隔离政策还造成了清朝边疆空虚、有边无防的尴尬局面,给帝国主义列强分化瓦解中国以可乘之机。此外,禁垦、禁商、禁矿的经济隔离政策阻碍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清政府国库收入也因之减少,国力受到很大影响。

  19世纪中叶以后,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统治者意识到族类隔离政策不仅有悖各族意愿,而且危害自身利益,因此对其作了一些调整。

  在东北地区,尽管清政府一再重申禁止汉族向那里移民,但实际上仍屡禁不止,清政府最终采取了一种放任态度。在西南地区,雍乾苗民起义和乾嘉苗民起义使清朝的统治政策逐渐从治苗“首严汉奸”过渡到“以汉治苗”,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族际交往的措施。在新疆,几经反复,清政府最终放弃了长期实行的族类隔离政策,允许并鼓励汉族民众向新疆迁移,开垦荒地。

  清政府对族类隔离政策的局部调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族际关系,维护了国家统一,但是无法完全弥补族类隔离政策所造成的一系列负面影响,也无法阻挡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分化。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迫于内忧外患的压力,清政府宣布在蒙古、西藏等地实行“新政”,移民实边,撤销垦禁、商禁、矿禁,允许蒙汉通婚,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即在中央改理藩院为理藩部,在地方建省置县,彻底放弃了长期实行的族类隔离政策。令人遗憾的是,一方面“新政”损害了蒙古、西藏部分王公贵族的既得利益,反而加速了边疆的分离运动;另一方面,此时正值清政府新败于八国联军、皇帝权威受到严重削弱之际,意在增加国库收入支付战争赔款的“新政”,带有一定经济掠夺的性质,在推行过程中又操之过急、强力为之,激起了民间的反抗。

  显然,清政府已经错过了更好地处理族类问题的历史契机。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把古代中国的族类政治带入了现代国家“民族”政治的新领域。

  族类隔离政策充分体现了皇权的专制本性

  学界论及清朝的族类政策,多以清人李兆洛《皇朝藩部要略·序》中所言“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为总,认为清朝以此为总纲制定其边疆、族类政策。笔者以为,这正是学界对清朝族类政策的最大误解之一。

  清朝族类政治与古代中国历朝羁縻制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清朝实行族类隔离,只“齐其政”而不“修其教”。明朝在西南地区除了修驿道、设卫所加强控制之外,还广兴“义学”,推行儒学和科举制度。清朝直到乾隆中期确定“以汉治苗”政策以后,才正式沿用明朝旧例因势利导,“于羁縻之中寓化导之意”。可以说,分化、封禁、隔离才是清朝族类政治的主题,“分其力而众建之”才是清朝族类政治的目的。

  清政府继承和发展了古代中国族类政治的经验和教训,同蒙古和亲、施行盟旗制度,在西藏尊崇黄教、设驻藏大臣,在西南“改土归流”,在新疆设将军府、施行伯克制度,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巩固了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形成了“天下一统”的政治局面,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的政治版图,其功绩彪炳史册,但是这些功绩并不足以全面反映清朝族类政策的总体格局。

  清朝统治者并非没有认识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清朝的崛起就充分证明只有汇聚各民族力量和智慧,才可能政治清明、经济富足、边境安宁。清朝统治者也并非没有意识到民族平等政策的重要性,他们一再宣称“凡有血气,皆吾赤子”,“无论满洲、汉人,未尝有别,即远而蒙古番夷,亦并无歧视”。但是,为了维护满族的统治,清朝统治者宁愿选择以尽可能减少族际交往的方式减少族际矛盾和冲突,而不是通过皇权体制维持平等、合法、互利的族际交往。为了维系皇权,不仅族际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联系可以牺牲,人身自由乃至婚姻自由也必须为之牺牲。

  清朝族类隔离政策充分体现了皇权以天下为一己之私的专制本性,实际上标志着古代中国依附于皇权制度的华夷思想已经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它不仅无法超越藩篱边界形成现代国家意识和主权意识,也无法超越华夷思想孕育现代民族意识和公民意识,甚至连平等、互惠的族际交往都得不到承认和保障。清朝族类隔离政策的失败,实际上也就是古代中国皇权专制制度和华夷思想的失败。

(责任编辑: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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