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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别让文化权在文化遗产保护中丧失

杨正文

2010年07月30日17:16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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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多年以来,在西部大开发和保护“非遗”的大形势下,我国的民族学学者将少数民族文化丰富的西南地区作为观察和研究对象,进行了具体而细致的田野调查。“学者视角看西南”系列报道将描述民族学学者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做研究时的所思所见,以飨读者。

  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一种国家动员并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时,既需要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激情,也需要在具体的实践中保持一定的理性和反思精神,警惕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有可能损伤大局、影响保护预期效果的行为方式,确保文化遗产保护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羌寨中的面子工程

  最近,笔者去四川汶川县的阿尔羌寨做田野调查,碰巧遇到村民们在进行村寨风貌改造。所谓风貌改造,就是给那些在“5·12”地震灾后修建的被认为不具有羌族建筑特点的民居,用片石、黄泥在钢筋混凝土的墙面上粘贴涂抹,给村寨穿上一件羌族民居建筑特色的外衣,带上被认为具有羌族典型文化特征的面具。

  正在请人给自家院坝修砌围墙的村民王世林介绍说,“这围墙修多高,房子的墙面贴什么样的石头,都是有规定的,是配合县里、乡里进行文化遗产保护要求做的”。在接下来的调查中笔者又了解到,阿尔羌寨的村寨风貌改造是基于汶川县的文化遗产保护——要将龙溪沟打造为“羌人谷”的规划。这印证了村民王世林的说法。一些被风貌改造工程队请来的工人说,准备贴在墙上的是从都江堰等地买来的“文化石”。

  像阿尔村寨风貌改造这样的文化遗产保护面子工程,是由政府规划并主导实施的,尽管是出于文化保护的需要,但这难免给村民带来了规制,也意味着村民某种权利的丧失。

  其实,与阿尔羌寨类似的例子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俯拾即是,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在村落中进行的文化遗产保护或文化资源开发与村民的文化权利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张力。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确实存在着多重主体,即由非政府组织、国家、民族或族群乃至个人等共同构成了文化遗产保护链条中的不同环节,它们位于不同的位置,依存或占有不同的资源。这就预示着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实践中,可能出现不同的行动主体以及不同主体之间的衔接与互动关系,并可能衍生出各种不同的权利关系。因此,文化遗产保护所带来的文化权力与权益成为不能回避的问题。

  文化权力问题在文化遗产领域并不陌生。1992年,联合国提出了“文化权”的概念,表述为各民族“发展其自身文化”的权力。当阿尔羌寨的村民在文化遗产保护的话语下只能按照规定修建他们的民居时,无论他们是否需要或是否喜欢“改造房”,至少村民已经失去了自由处理民居的权力。因此,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不说已经成为他们实现文化权力的某种干预。

  16岁的村寨文化发言人

  四川大学的徐君教授不久前去四川丹巴县考察时惊讶地发现:十多年前他们研究丹巴碉楼所出版的书中的语句,已经转化成为当地村民对碉楼的文化叙事,特别是成为了当地碉楼的导游词。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孤立,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不乏见到专家的文化解释覆盖村民文化解释的情况。

  2005年6月,在专家云集的 “贵州省生态博物馆群建成暨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上,一位年仅16岁的苗族少女代表中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所在地贵州六枝陇嘎寨发言,这一行为引发了学界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不仅仅是质疑少女能否胜任、能否担当得起梭嘎寨苗族文化发言人的角色,更重要的是,谁选择、安排了该少女任村寨的文化发言人?争论背后的实质是,在文化遗产保护中,谁应该是文化解释的主导者、表述者?

  在学理的层面,文化权力指的是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作为文化的主人,拥有对文化支配的权力,这些权力包括继承权、解释权、创造权、所有权、优先受益权及保留和发展权等。文化的解释权无疑也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权力。在村落社会,那些掌握农活生计、手艺,熟悉人生礼仪、传统习俗的成年人或老人,对自己的文化具有权威性,也更具有代表性,他们更应该拥有对自己文化的解释权。一个16岁少女被选择取代了具有比她丰富的地方性知识的父辈“发言”,这无疑是生态博物馆管理者直接运作的结果。

  中国生态博物馆倡导者和践行人之一的苏东海先生颇有感受地说:政府、专家、村民是中国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基础条件,在这三方面,专家和地方政府是主导力量,村民是被领导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生态博物馆,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事实上,外来力量成了村寨文化的代理人,村民则从事实上的主人变成了名义上的主人。

  显然,作为被保护文化的创造者、传承人,村民理应是文化的主人,应该拥有对文化支配的权力。但是,站在类似以文化遗产保护为宗旨的生态博物馆实践面前,村民们因为“不知道什么是生态博物馆”,于是文化权力有可能被外来的专家、政府官员操控、颠覆,至少是阶段性操控。很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实施,往往是外来专家对社区文化进行选择、解释和操控,而村民或被保护文化的创造者、继承者、生产者却处于失语状态。这样的文化遗产保护方式是值得反思的。

  名誉与权力的交换

  文化公权扩展也是一个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经常发生的而又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文化权问题。非政府组织、国家、民族或族群属不同界域的共同体,他们在文化遗产保护的运作中,形成一种文化所有权的流动,流向一般是小共同体所有被扩展为大共同体所有,而这样的扩展通常是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保护”与“评价”的交换下完成的。小共同体往往为了使文化遗产获得“保护”向大共同体呈现其文化特殊性,接受大共同体标准的“评价”,使小共同体的特殊性被扩展为共通性、普遍性。事实上,在小共同体所有权被接受归并到大共同体所有权中时,有可能既失去了它的普遍性,也失去了它的特殊性。或许正是基于对此的忧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公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提出了要“赋于遗产的拥有者职权”。

  丽江古城、平遥古城等原本是地方性的文化遗产,但当它们通过地方到国家再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运作,获得“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身份的时候,也就完成了文化公权的扩展,由地方所有变成世界所有,至少在法理上成为了“人类共同遗产”。在这样的公权扩展中,某些权力也随之失去——它必须受制于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干预、世界遗产规制的约束。后来过度开发的丽江古城旅游带来对遗产的负面效应——受到世界遗产委员会黄牌警告就是很好的例证。因此,有学者指出,文化遗产的公权扩展,从正的方面来说,其普遍性和公共性在增加;从负面而言,它的特殊性和私人性在减少。

  其实,全国大规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也正在践行着这样的公权扩展,私权被侵占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时有发生。一些重点保护的民族村镇被当做村镇集体的商品以村委会签订合同的形式整体“租赁”或“卖给”旅游企业进行开发。要知道,村寨里的那些古老宅第、石头碉楼、院落等多数是私人财产,尽管村委会可以依照合同从旅游企业那里拿到钱,按照人口或其他方式分配给村民,但村落中每家每户与旅游企业并未发生合同关系,他们的私权常常在集体的名义下流失或被践踏。另外,被国家或省级确定为重点保护单位的一些村镇,一些业主对自己私有的老屋进行现代化修缮或改建的权力也往往在“保护”的名义下被剥夺。

  影响文化权益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还在于“注册在先”原则的实践。“注册在先”作为知识产权保护领域遵守的法则之一,在践行中还优先尊崇“法人所有权”的原则,它们对文化遗产保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目前,文化遗产名录基本上遵循着最先提出申报者主导和拥有的原则,实则是“注册在先”原则的变通或翻版,它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文化的权力、利益、权属的竞争、丧失等矛盾的滋生。于是,文化遗产的财产性质方面的所属权问题就凸现出来:仅以已经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苗族服饰为例,在2006年公布的第一批国家名录中,是远离苗族聚居地区的云南保山市昌宁县首先将苗族服饰向国家申报并通过了评审,成为“苗族服饰”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归属者。但这一归属权存在很大的漏洞,因为那些位于聚居地区的苗族群体的传统服饰同样有、甚至更有理由获得“苗族服饰”的国家名号,只是最初他们没有引起足够的重示或当地人尚未意识到申报国家名录的意义所在,没有提出申报。因此,在2008年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时,又有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贵州省桐梓县、安顺市西秀区、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纳雍县、剑河县、台江县、榕江县、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丹寨县等将苗族服饰进行申报,于是,国家只得将之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给予公布,这些州县也算是拥有了苗族服饰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归属权。

  但不论是作为第一批公布或是作为第一批名录的扩展项目公布,这些获得“苗族服饰”国家遗产名号归属权的地区,毕竟都没能涵盖所有的苗族的内涵。这就意味着还有其他一些地区的苗族服饰有可能不能再提出申报“苗族服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尽管他们的苗族服饰同样很有特色。假设这些保护项目将来产生了实际的经济效益,且已拥有归属权的群体又提出对名录项目的知识产权独享时,是否意味着同样对创造、继承、传承了苗族服饰文化有贡献但没有获得名录归属权的苗族群体必须放弃他们的权力?类似拥有归属权与没有归属权群体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如何协调?

  在目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存在类似苗族服饰困境的保护项目并非少数,而且很多项目是跨民族、跨文化的。这样的事情应引起我们更多的重视。

(责任编辑: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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