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信箱|设为首页|收藏本站

当代中国社会的民族想象

2010年07月09日10:00  来源:《中国民族报》

 【字号 打印 留言 论坛 网摘 手机点评 纠错
E-mail推荐:  

  



  [精彩辑录]

  当代中国社会对“民族”的想象,无论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干预,还是自下而上的民间策略,在学术意义上说,都是某种不完整的知识体系。然而,二者从不同的维度影响着社会实践,并在彼此间发生密切的互动。

  中国社会中的民族身份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不仅包含了政府规定的身份系统,也包含了许多民间的创造。民族是一个边界,只有对照才有意义,只有遇到了外人,我们才会去想我们是什么民族。

  哪些要素识别一个民族?(至少有传说中的)共同祖先、共同的历史经历和历史记忆,共同的文化特质(如语言、宗教、习俗等等),共同的归属意识、共同的传统居住地域、共同的经济生存方式、自我认同和外部认同。这些指标中主观性识别指标最为重要。

  清末民初的时候,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激进革命思想的结合,融会了传统与现代,并使任何渐进改革的选择(如君主立宪)都在事实上成为不可能。国家凝聚力弱化,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由于民族主义思想的动员与传播而受到侵蚀。

  从1949年开始,我们的主流理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是一个超民族的价值体系。国家对汉族与少数民族做出二元区分。在当今的哲学背景下,文化多样性本身成为一种美。

  对当代中国社会来说,需要对涉及“民族”的社会知识建构保持一种开放性的态度,理解“民族”是一种在现实环境下实时发生的动态的建构过程,并以文化工具消弭或缓解族群冲突。

  我们的历史不仅提供我们塑造共同体的资源(特别是汉族),也给我们处理内部差异性提供思想资源。这个内部差异有两大对立资源:一个是强调大一统的天下观,另外一个是“华夷之辨”,这也是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演讲人:关凯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时间:6月18日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桥校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从满族的变迁到民族成分:谁在构建民族

  从1982年到1990年8年间,满族总人口增长了128%,跃升为中国第二大少数民族,人从哪里来的?

  我们今天说你是什么民族,好像很随便,但是背后隐含的都是一套知识体系,我们都是沿着一套知识体系塑造的逻辑在叙述、在观察、在判断。

  一个满族网友在博客中写了这样一句话:“在最近的100年,我们丢弃了优秀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下一步丢弃的将是我们的血脉和生存本身。过去的400年来满族人没有想明白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忠实的是我们的文化而不是我们的汗(皇帝)。”离开这样的叙述,我们可以从人口统计上来看满族这些年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人口普查是在1953年,满族有240多万人;11年后的人口普查表明满族有270多万人,基本上是一个自然的增长。198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400多万。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满族的人口总数上升到900多万接近1000万,8年间总人口增长了128%。我们也知道,1982年后是中国计划生育最严格的时代,不可能是一个自然的人口增长。人从哪里来的?我们要通过调查来看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于1950年。但满族在改革开放以前没有任何自治单位。这种情况在1980年的中期开始变化,有13个满族自治县在5年间建立起来。在建设过程中,也不仅仅是行政制度的设立,同时还有其它的制度安排。满族人口在清末已有400万,为什么到了新中国成立时才200多万?这主要是因为“排满”运动,很多满族人隐姓埋名了。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民族政策讲民族平等,可以恢复民族身份,于是很多人又恢复自己的民族身份。最有名的就是老舍先生。费孝通先生讲过,老舍先生是满族他都不知道。

  然而,在民族身份恢复过程中和民族区域自治单位的安排上有个技术性的问题:尽管东北、华北都有满族聚居,但如果要成为自治单位,就有一定的人口数量的要求。很多地方最初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所以就发生大量的地方人口更改民族成分,从汉族改为满族的事情发生。

  在中国,民族身份最典型的特点是自上而下的构建。这个身份是国家强力干预且被国家认定、很难更改的。去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天安门广场树立起民族团结柱。气势宏伟的建筑物表达的是民族团结,而且为显示民族平等,所有柱子远看都是一样的,这些柱子的区别在哪里?我发现有两个识别系统。最简单的识别是柱子的一面刻着文字,告诉你是什么民族。第二是观察人物形象,这些人的表情都一样,长得都相似,但服饰不同。还有一个不同是排序,这个排序是按国家标准,即民族识别的顺序:第一个是汉族、最后一个是基诺族。

  这可能是我在误读民族团结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象征,表明有国家规定的民族分类标准。这个分类背后是一套知识体系。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说你是什么民族,好像很随便,但是背后隐含的都是一套知识体系,我们都是沿着一套知识体系塑造的逻辑在叙述、在观察、在判断。而国家也以此强调民族平等、团结,但这套符号系统的问题是自上而下,而不是每个民族的自身表达。实际上,这样的叙述并不是去年才出现的。1999年国庆时发行的“民族大团结”纪念邮票的设计逻辑和民族团结柱如出一辙,是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包括现在我们搞民族团结教育,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一套知识体系。

  据2006年的一个资料,彝族在云南红河州建了一个始祖雕像。我跟几位彝族学者聊,问他们从小就知道这个始祖吗?他们都说不知道。实际上,这里又包括了一套新的知识生产体系。

  彝族的研究里有很多资料显示,即便是在这个民族内部,文化、语言、风俗上仍然有很大的差异性,甚至也有学者质疑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族群。但在今天建立共同祖先的显赫雕塑背后又是什么样的逻辑?不仅是少数民族,汉族也在干同样的事。祭黄帝陵,是一样的逻辑,我们给华夏民族找了一个始祖,始祖是谁?候选人就是轩辕。轩辕牌位排出来,我们就是你们的子孙。所以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这也是一个祖先的想象。

  什么是“民族”:民族想象的知识背景及构成要素

  “原生论”强调民族是天生的,而“建构论”认为你是什么民族,你就是什么民族。

  民族有先天的成分,可能有一些客观的血缘基因、体质这些特征,也有主观的东西,特别是你对自己民族特性的认知和情感。这个东西最重要。

  上面的例子都涉及到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民族?是哪一套知识体系塑造我们对民族的认知?

  首先,汉语辞典对民族的解释有两个。第一个定义是:“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的共同体”。第二个定义是:“特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众所周知,这个定义是斯大林下的。

  实际上,对于民族的认知最早、也是很重要的理论范式,今天被学界叫做“原生论”。原生论指的是民族是天生的,它是血缘和历史的产物。我们作为现代人可以做很多选择,可是有一个选择我们做不了,就是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这是给定的条件。这是原生论的逻辑,即民族是先天的。

  还有一个范式,就是“建构论”。所谓的“建构论” (Constructism):对群体亲和力的信念——无论其是否有任何客观依据——可能产生重要的后果,尤其对政治共同体的形成更是如此。我们将把这样的人类群体称为“族群”(ethnic group)——这些人由于在体质或习俗上的相似性,或者由于同属于殖民者或移民,使得他们在主观上相信有共同的祖先。这种相信对于群体形成之宣传必然颇为重要,至于是否在事实上存在血缘关系并不重要。可以这么想:民族是后天的,血缘不是很重要,只是提供一个素材,你认为你是什么民族,你就是什么民族的,随你想的,是一个想象。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叫“民族想象”。

  “建构论”后来渐渐成为主流,并深刻影响后世。马克斯·韦伯1911年发表的著作《经济与社会》已经强调,族群是主观上相信他们有共同的祖先,有没有血缘关系并不重要。事实上,有没有共同基因不重要,是我们认知体系认为有,那就有了。所以“建构论”认为族群是一个社会建构物,是一个唯心的东西;不太准确地讲,我们可以把原生论的定义看成是“唯物”的。

  民族是一个边界,只有“对着照”才有意义。大家都是同一个民族在一起时,从来不想民族这件事,只有遇到了“外人”,我们才会去想我们是什么民族。

  “建构论”作品的高产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想象的共同体》是1983年发表的。盖尔纳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也是1983年出版的,法国的让·吕克·南希也是1983年出的书,这个书名很难译,大概可以说是“松散的共同体”,日本人译成“失效的共同体”,台湾译成“解构共同体”。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做民族研究是多么痛苦、多么费力不讨好的一件事。

  我们看看“建构论”兴起的历史背景。《想象的共同体》的作者安德森是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中很活跃的人物。正是因为他们才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是有了民族才有民族主义,而是反过来的。盖尔纳最高明的地方是提出“正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我们都知道法国大革命时路易十六的头被砍了,之后人民要向谁效忠?真正的现代民族国家体制建构中,效忠的对象是国家。美国也一样。去到新大陆的英国人目的很明确,是要去光耀上帝和英皇的荣光,结果自己却把英皇的军队打败了。北美大陆殖民地的人很茫然,需要找一个新的效忠对象,这一个时候就选择了美国。

  民族主义对中国人来说,绝对是一个舶来品。从欧洲发轫,并且伴随欧洲强大的技术和知识生产能力传遍世界。无意中,我们都在这种意识形态及逻辑的支配下创造知识,并且由这一知识来指导我们的社会实践。

  沃勒斯坦也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本身建构出民族主义的神话,而后者则建构出种族、民族和族群。”这还是类似经济决定论的观点。

  最早的认知文化是强调血缘与基因的想象。奠基于基因的认知会强调种族,这个种族主义是很可怕的。后来发现种族不足以描述群体,因为血缘对他们真的不重要。就像我是满族,可是我的母亲是汉族,我该怎么识别我的身份?

  另外一种生产民族的力量是政治,是现代民族体系创造的民族群体。联合国就叫“United Nations” ,“联合民族”。民族和国家是合而为一的,国家就代表民族。因为现在国家治理不能仅仅靠理性制度,必须有一套感性的东西来增强凝聚力,进行社会动员。这套东西是什么?就是民族主义。后来特别是在移民社会里,大家都强调民族,冲突就持续不断。特别是经过了上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的种族冲突后,渐渐有一个知识的认知,开始去除民族中关于基因和政治叙述,把它变成一个文化群体,变成一个基于文化差异的群体。这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族群”。

  我很喜欢凯勒斯的定义:“(民族是)一群人觉得他们自己是一个被历史、文化和共同祖先所连结起来的共同体。民族有‘客观’的特质,这些特质可能包括地域、语言、宗教或共同祖先,也包括‘主观’的特质,特别是人们对其民族性(nationality)的认知和感情(James G. Kellas, 1991)。”

  我们把他这些比较学术的话推开说。民族有先天的成分,可能有一些客观的血缘基因、体质这些特征;也有主观的东西,特别是你对自己民族特性的认知和情感。这个东西最重要。我们就可以把它翻译成通俗的话,民族既是先天也是后天的。

  那么,什么构成了一个民族?首先,应该会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通常是一个传说。世界上只有很少数的民族拥有中华民族这么完整的古籍。我们的典籍能查到史前甲骨文的时代。看看澳大利亚的土著人,英国殖民者到达时,以社会发展史来看还处于旧石器时代,根本没有任何文字记忆。二是共同的历史经历和历史记忆。因为后来祖先的共同经历已经变成记忆了,这种记忆不一定是官方记忆,也可以是口传的、家庭化的故事、社区的故事、更大群体的故事、国家的故事,是一个口述史式的民间记忆。三是共同的文化特质,比如语言宗教习俗等。四是共同的归属意识。斯大林定义中也提及,共同的地域在古代很重要。任何一个人类的群体、共同体,一定是基于一定的地域,但是在现代出了问题:人口迁移了怎么办?五是共同的经济生活方式。这在传统社会没问题,传统社会人类各个文明系统都和自然条件非常契合。南方新鲜的东西多,加工比较容易,所以南方人爱吃鲜活的东西;四川盆地比较湿热,所以四川人就爱吃辣……这种文化都和地理结合。但是现代社会就不行了。现在北京什么饭馆都有,跟气候没有关系。所谓的“共同的经济生活”,这在今天是一个没用的指标,要是真把某个民族集中于某个分工领域就会起冲突。还有一点,就是自我认同和外部认同时存在。我说我是白人,我自己认同我是白人;或我学日本人,脱亚入欧;我觉得特别像法国人。这些没有用,需要有外部认同的存在。

  我们把今天依然可行的指标理一下——共同祖先的想象、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文化特质、共同归属意识、自我认同外部认同,会发现在今天识别民族的主要指标全部都是主观性指标,主观性这一块非常重要。

  德国汉学家托马斯·海博尔(Thomas Heberer)在一本书里写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中文从未对peoples, nation, nationality and ethnos 做出区分,所有的这些单词混合为一个单一的术语:‘民族’(Thomas Heberer,1989: 9)。”这也是我们运用“民族”作为一个重要的语言符号交流时常遇到的困境。这个民族到底说的范围非常广,几乎在外文里没有相对应的。所以有一些西方学者建议直接把汉语拼音的“民族”弄到英文字典里。

  “民族”与百年中国:民族概念在中国的兴起与演进

  中国古汉语里既有“民”也有“族”,唯独两个词没有联系,是日本人将二者连在一起的。

  亚洲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就是中华民国。在这样一个新制度进来时,背后隐含的价值观就在于民族主义。

  古代四大文明延续至今的只有中国,且我们有极其丰富的古代文献,所以我们对历史叙述强烈依赖。古代帝国体制和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看上去完全不一样,不仅仅是有没有皇帝的问题。但在中国,国族想象的基础是历史决定的。正是因为两千年统一帝国的延续,才形成华夏共同体。汉族就是滚雪球,越滚越大。当遭遇殖民者或他人挑战时,才形成一个中华民族意识基础。其实我们的国族想象基础依然和历史有关,而不仅仅是一个舶来品。过去的历史在现代的语义下完成转换,使我们的历史叙述非常契合今天的需求。

  我们的历史不仅提供我们塑造共同体的资源(特别是汉族),也给我们处理内部差异性提供思想资源。这个内部差异有两大对立资源:一个是强调大一统的天下观,另外一个是“华夷之辨”,这也是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二者实际上是一个对立:一个强调整合,一个强调区分。但它们有机地融汇在一起,转换成今天我们想象自我和民族他者的思想资源。

  天下观有几个特点。首先,“天下”是一体而非多元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今天的美国也不敢这么说,但过去中华帝国的帝王们就是这么想的。土地和人口的关系都归我,你想要有私人产权是不可能的。“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一切都是单一的。一个单一的体系、一体化、大一统的格局。

  其次,天下观隐含着极其深厚的华夏中心主义。所以孔子当年就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我华夏没有皇上的时候,都比野蛮人有皇上的时候有文化。“尊王攘夷”、“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就是说我就是中心,你敢侵犯我,就没有好下场。但这种华夏中心主义还是一个文化中心主义,不是一个种族主义的观念。

  最后,天下之超民族性。天下不一定要归哪个民族。清朝建立,汉族人反抗,清朝就得做文化工作。雍正皇帝说:“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意思是我统治你们是因为天命归我,我承天命当天子,现在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你们还敢不支持我,还敢“华夷之辨”,这不是在文化上犯错误,是犯了巨大的价值观错误。所以这个文化系统是超民族的。今天也有学者反思,清朝建立了强大的多民族帝国,民族关系处理得不错,必须注意到在帝国时代它的强势文化逻辑和今天是不一样的。

  民族的概念从西方舶来也不过是100年多一点的时间。中国古汉语里既有“民”也有“族”,唯独两个词没有联系,是日本人将二者连在一起的。在这样一个叙述里,“民族”进入了中国,并且在社会实践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知道,亚洲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就是中华民国。1911年之间,整个东亚全部都是帝国的疆域,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民国诞生了。在这样一个新制度进来时,背后隐含的价值观就在于民族主义。孙中山最初的战斗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今天来看,实际上是一个很狭隘的汉族中心主义的民族主义意识。革命成功后,马上发现行不通了,所以改为五族共和,“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这个话不仅孙中山说过,袁世凯也说过。国旗也是五色旗,暗示五族共和。

  实际上,清末民初的革命、社会动员就是靠舶来的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动员,但是这种动员有两点社会代价。第一,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激进革命思想的结合,融会了传统与现代,并使任何渐进改革的选择(如君主立宪)都在事实上成为不可能;第二,国家凝聚力弱化,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由于民族主义思想的动员与传播而受到侵蚀,蒙古、西藏、新疆独立情绪加剧。

  新中国的国家建构:路径依赖及其挑战

  超民族意识形态体系渐渐地开始失去作用。在今天,还有什么比民族主义更高尚、更有道德感、更有感召力?

  希望中国社会能够对涉及民族的知识建构有一个开放性的态度,理解“民族”实际上是一种在现实环境下实时发生的动态建构过程。

  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历史使命是在共产党时代完成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在天安门上这一声呐喊,也饱含着民族主义的激情。

  新中国的国家建构有些特点。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同时也是在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制度之下,中国发生经济、社会转型,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迈进。

  在此过程中,我们借鉴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方式,但也有自己的创造。从1949年开始,我们的主流理论是一个超民族的理论,接近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包含着一个超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系。在这套体系里面,民族成分完全不重要。

  新中国在民族身份识别上,采取二元的结构。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二元对立,少数民族变成了一个整体。历史上少数民族是被欺压的,所以我们对少数民族有一整套的优惠政策,且高度制度化。但有个特点,不是基于个体的,而是按照群体为单位供应整个优惠政策。

  这种群体性优惠留了很多的缝隙。比如高考加分,因为群体政策不区分个体,这在个体层面是不公平的。但从理论基础而言,是为了找到群体性的公平。这是另一套知识体系。我们得考虑这个群体在哪里?是怎样的一个结构?是不是存在这样的一种能够技术性实现的群体工具?因为现在社会基本的一套制度,其实以个人为基础。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10年后,中国社会在民族认知上有新的发展,开始出现中国社会在历史上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管怎么说,从近代史到现代史我们都没有过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只有在改革开放后,经济领域出现了每个人以个体为单位参与社会竞争。我们不再受家庭、单位制这些制度的约束,至少在经济意义上,有自我决策的权利。这个权利改变了社会结构,改变了整个文化的取向。这样的社会转型是本质意义上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以这样的社会结构为基础,我们整个关于民族的社会想象进入了现代化和后现代的阶段。它是一个现代化的阶段,就是因为包含了现代性的基础是个人。这样的族群想象不是一个基于传统社区的想象,而是基于个体的想象。两个可能生活经历完全相同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想象。这在传统社区是不可想象的,但在今天就可成为现实。

  超民族意识形态体系渐渐地开始失去作用。在今天,还有什么比民族主义更高尚、更有道德感、更有感召力?钱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民族主义跟群体有联系,它要求牺牲个人私利,它在道德上还是有其高度的。

  同时,民族主义进入到后现代阶段,关于民族的叙述开始转变。过去在二元对照里,我们把汉族想象成一个先进、文明的老大哥,少数民族是一个相对有点落后、需要被帮助的、相对弱一点的小兄弟。这样的观点今天就会被批判。少数民族有少数民族的文化系统,尽管可能创造不了太高的工业生产总值,但少数民族文化本身是有魅力的,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着同样的尊严和价值。

  最后一点,过去我们会觉得我们有一个统一的目标值得我们去努力,审美是确定的,价值是确定的。在今天,在后现代民族主义想象中,这些已经不确定了,文化多样性本身成为一种美。今年的差异性价值审美以及多样性作为权利的诉求,都在扩张。在这样的语境中,形塑我们对民族的重新理解。

  当代中国社会有两个对民族的想象,一个是自上而下由国家规定的;一个是自下而上的民间策略,根据当下的需求,根据自己的资源,选择新的策略。学术意义上,他们都是不完整的知识体系,但是他们都在不同的方向上影响着社会实践,彼此之间有很大的互动。像前面提及的满族自治,就是制度提供机会后,民间才有发挥创造性、能动性的空间。

  最后,我希望中国社会能够对涉及民族的知识建构有一个开放性的态度,理解“民族”实际上是一种在现实环境下实时发生的动态建构过程,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在对民族的关注和研究中,寻觅到一条文化的路径,以消弥、至少是缓解当代中国社会的族群问题。

(责任编辑:常雪梅)
我要发表留言
匿名发表        署名    验证码:
                                      留言须知
访谈
访谈:“高空王子”阿迪力披露新挑战计划
访谈:陈广元全面“揭秘”全国政协民宗委
访谈:白音门德、朝鲁孟谈内蒙古“三农三牧”
访谈:全国政协委员阿称谈藏区跨越式发展机遇
访谈:艾克拜尔·米吉提谈哈萨克文媒体发展
访谈:咸顺女谈朝鲜族文化艺术传承与发展
精品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