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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城市民族区问题的几点辨析——与张勇、黄红梅同志商榷

乌力更

2010年06月11日10:54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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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族报》理论周刊5月7日刊登的《城市民族区性质探析》、《加强城市民族区研究、保护城市聚居少数民族平等权利》(作者:张勇、黄红梅)两篇文章,提出了目前城市化背景下,民族理论界必须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城市民族区问题。作者分析了当下我国少数民族所面临的非常现实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但笔者以为,文章中一些观点还是值得推敲的。在《城市民族区性质探析》一文的第三部分,张勇和黄红梅写道:“城市民族区是一种有别于民族区域自治、民族乡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特殊形式或类型,准确地说,是一种保障城市聚居到一定规模的少数民族平等权利的政治形式。……民族区域自治、民族乡是党和国家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两大政治形式,但是它们解决的是不同范围、不同类型的民族问题。民族区域自治所涉及的是有条件行使法律所赋予的自治权的较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而民族乡涉及的则是没有条件行使自治权的较小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一般都是相当于一个乡的行政区域。”因此作者认为,“相对于民族乡而言,城市民族区是党和国家为保障城市聚居少数民族平等权利而采取的一种政治形式。……‘文革’结束后,国家进一步加强了民族区域自治、民族乡的法制建设。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民族乡也成为一种有别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政治制度,城市民族区却淡出国家有关部门和民族理论界的视野而独自存在与发展。”不过,作者还是非常清楚,所谓的城市民族区创建的目的:“城市民族区也是以少数民族聚居的某一个或若干个行政区域作为行政单位,并通过城市民族区这种形式来实现保障少数民族平等权利的目的。国家创立城市民族区形式是从政治角度全面衡量的结果,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形式没有引起有关方面足够的重视,但这并不妨碍城市民族区所具有的政治属性。”这些观点或提法像是提出了一些不被人们关注的新观点,但细想起来其中有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无意否定其主要思想,但也无法肯定其主要观点和看法。

  在此,依据该文作者的一些观点,笔者想与作者及所有关注这一问题的同行朋友探讨以下几点。

  其一,“城市民族区是一种有别于民族区域自治、民族乡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特殊形式或类型”吗?笔者认为,“城市民族区是一种有别于民族区域自治、民族乡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特殊形式或类型”这一说法犯了颠倒主次和以偏概全的错误。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是中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根本制度。而民族乡和城市民族区都是包括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里面的特殊形式或补充形式。换言之,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总的制度,它是最基本的,而且是最主要的。而城市民族区和民族乡是在这一总的、主要的制度下面的特殊存在。民族乡所实施的一些基本政策都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规定的内容,它所行使的一些基本权利也是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规定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所行使的部分的自治权利。因此,城市民族区和民族乡是不能与民族区域自治相提并论的,三者之间虽然有内在的联系,但他们并不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再说,到目前为止,全国只有5个城市民族区,而且所涉及到的民族只有两个。因此,应该说城市民族区目前还没有成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特殊形式或类型”。

  其二,“民族区域自治、民族乡是党和国家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两大政治形式”吗?对这一说法,笔者不敢苟同。感觉真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新提法。在法律法规、政策文献的学习当中我们只了解到,民族乡不是一级自治政权,它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有效补充形式,而从来没有发现过民族乡与民族区域自治并列成为党和国家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两大政治形式的提法。上文讲过,民族区域自治是一个总的政策,它是我国党和政府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重要的政治形式。而这一政策的主要实现形式却有三种,即相当于省一级的自治区、相当于地区一级的自治州和相当于县一级的自治县、旗等。而目前来讲,民族乡还仅仅是一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补充形式而已。因此,笔者以为“民族区域自治、民族乡是党和国家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两大政治形式”一说没有什么理论依据。

  其三,“民族区域自治、民族乡解决的是不同范围、不同类型的民族问题”吗?对此,笔者有点不太理解。从问题的大与小、广泛与局部等视角看,民族乡的确与自治区、自治州以及自治县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必须弄清楚,民族区域自治是一种制度,而民族乡却是一种机构,它是由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要求而建立起来的,两者根本就没有可比性。作者这一提法显然是犯了混淆概念的错误。再说,民族无论大小,其问题无外乎都发生于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上。而少数民族最大的问题就是生存和发展问题。经济权利是最大的生存权利,没有经济的发展,人类生存就无从谈起;文化权利是提高基本生存权利质量的长远意义上的权利,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文化生存就是民族本身的生存;而政治权利是保障文化权利的前提,没有政治权利的民族将是失去自我的民族。我们知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为了保障各个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法律地位以及平等生存和共同发展繁荣而建立起来的,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这类问题的一种重要制度,那么请问,民族乡是解决哪一类问题的“政治形式”?

  其四,怎样理解“城市民族区淡出国家有关部门和民族理论界的视野而独自存在与发展”这一问题?对此,笔者也有自己的看法。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虽然是分省一级的自治区、地区一级的自治州、县一级的自治县三个级别,但一直以来,城市民族区与民族乡一同几乎全部享受着民族自治地方的所有权利。因此,城市民族区和民族乡虽然在名义上不是一级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但在实际上两者都具有相当于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利。正因为如此,才将二者视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有效补充。必须指出,城市民族区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它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着割不断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没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没有城市民族区现在所享有的权利。当然,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民族区将得到快速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预言,城市民族区在不久的将来很有可能替代民族乡,甚至是替代自治县和自治州,因为城市化是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责任编辑: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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