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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富力,必埒全国”——近代国人关于开发新疆的认识

段金生

2010年05月28日10:16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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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关头。伴随着开发西北的呼声日盛,国人关于新疆开发的建议也不绝于耳,并集中在开辟交通、移民殖边、开边实业、兴办教育等方面。这些建议,较之清末的开发新疆建议,其思想更具近代意义。

  这些认识和建议,总体上是国人在认识到新疆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新疆的发展关系到中国未来命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虽由于时代的局限未能从根本上付诸实践,但其中不少建议具有真知灼见,时至今日仍有借鉴意义。

  “今日欲救国,必宜倾注全力于西北,一切建设,必由此方向进”

  近代以来,传统的“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思想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清朝统治面临严重危机,边疆地区在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下亦形势危急,这一状况引起国人对新疆的深切关注。

  此《天山客话》、《伊犁日记》,祁韵士著《新疆要略》、《西域释地》、《万里行程记》,松筠著《伊犁总统事宜》、《钦定新疆识略》,徐松著《西域水道记》等。这些著作对清朝前中期经营新疆的军事、行政设置及新疆的风土、物产、人情均有记述。

  道咸之际,研究西北边疆史地的代表人物龚自珍数度撰文,阐述对新疆的认识。龚氏认为应将内地新增人口迁至新疆垦屯,减少新疆对内地协饷的依靠,并设行省管辖,夺伯克之权,伊犁将军应加强北路军事训练,则二十年国运可盛、国基可固。龚氏虽尚未认识到新疆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但通过以上论述,驳斥了清廷内部存在的、视新疆为无用的“耗中事边”之议,其所言新疆设省之论更显示出其认识的前瞻性。

  为收复被阿古柏侵占的新疆,左宗棠上书清廷,指出新疆对国家安危的重要性:自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而“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安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预为绸缪者也”。指明新疆对维护清朝统治和防止沙俄侵略的极端重要性,其言也成为国人关注新疆形势时经常引用之语。

  民国时期,国人对新疆战略地位的认识更为明确且深刻。面对俄、英、日等国加强对新疆的渗透,时人认为:“西域者,不特吾国安危所系,亚洲全部之安危,亦将系之”,“今日欲救国,必宜倾注全力于西北,一切建设,必由此方向进”。

  “须将各种族人民揉成一团,不使生心外向”

  晚清时期,国人认为清廷在新疆“始则以其种族之人治其种族,继则改行省设官吏而郡县之以养、以教”,然而宗教、服饰、言语、文字“未尝骤易而强之同”,通过“齐之以政刑,化之以礼乐”,数百年后可“用夏变夷”。也有论者指出:“今强邻环伺,缠处沃土而不才。……必启其知识,使知今日各国待异种之苛,乃晓然于自处高天厚地。必受以技能,渐能为工为商,方免他日之贫困,而筹款亦有资。至所谓化其礼俗,变其宗教犹非今日之急务也。”认为首先应提高各民族群众经济、文化水平。

  民国时期,随着对新疆战略地位认识的深化,国人不断撰文论述新疆的重要性,对民族与宗教的认识在晚清的基础上有所提高,主要表现为:一是由于民族观念在民国时期进一步明确,国人对新疆民族与宗教的识别较之晚清时期更具体化;二是对新疆民族问题的影响作了深入阐述;三是对新疆民族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突破了“夷夏之防”,强调应从根本上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

  民国时有人指出,新疆大约有14个民族,主要为汉、满、蒙古、回、维吾尔、哈萨克、锡伯、塔塔尔、塔吉克、乌孜别克等。新疆除民族复杂外,宗教气氛也十分浓厚,其中维吾尔、回族等大都信仰伊斯兰教,且分布广泛。而北疆的土尔扈特、和硕特、绰罗斯、杜尔伯特之四卫拉特等均信仰佛教。这一时期国人对新疆民族与宗教的识别更为具体,民族、宗教的称谓已逐步规范化,较之晚清有进一步提高。

  新疆民族情况复杂,为西北各省之最,使得研究西北之人“对于这个问题都在深切地注意”。论者认为,“新疆僻处西陲,孤悬塞外,内部则民族复杂,文化落后。复以各其特殊之宗教与习尚,每易为人煽惑,事变纷起,造成民间仇恨及残杀之惨剧”,兼以外有强邻环伺,英、俄两国在新疆角逐,土耳其、阿富汗等以宗教、种族相同为借口,宣扬“大土耳其主义”、“汔回教主义”、“宗教大联盟”等,煽惑新疆脱离中国。故“欲维持今日之新疆,在收拾各种族之人心”,“须将各种族人民揉成一团,不使生心外向”。

  由于历史、宗教与传统等方面的原因,形成新疆各民族群众国家意识淡薄的现象。兼有长期以来封建王朝对新疆各少数民族实行高压政策,导致了各民族之间相互仇恨。“在新疆这个民族复杂的地方,不论谈教育、文化、政治、经济,都离不开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就是政治问题”。

  新疆民族与宗教问题的重要性,引起了国人的深切关注,他们对历代的治理新疆政策进行反思,并分析产生如此困境的原因。他们认为新疆地方官员多“自万里而来,其来既难,归亦不易,一旦得官即以当地百姓为鱼肉,横征暴敛为全国所无”。以政治问题来说,历代新疆的统治者对人民实行专制,轻视边疆民族;以经济问题来说,历代新疆的统治者侵害人民生命财产,忽视提高人民生活的质量;以文化问题来说,历代新疆的统治者只知重视汉族的文化,而忽略少数民族文化,引起少数民族的反感。可见,民国时期国人已认识到平等对待新疆各民族的重要性。

  “思所以经营而扩张,此诚实业振兴之机”

  中原王朝对西北游牧民族通常保持很高的警惕性,因此历朝经营边疆地区,多对西北地区大规模用兵。同时,为纾西顾之忧,历代统治者重视通过移民实边和屯田的方式开发西北,新疆是移民和屯田的重点地区。清朝中前期,移民实边与屯田开发仍是清廷开发新疆的主要方式,这一状况延至近代才逐步改变。

  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中所持开发新疆之议,仍为传统的移民开垦。沈垚亦极力主张在新疆屯田,并认为屯田必讲水利,对新疆水道做了颇为精确的考据。林则徐被贬新疆之后,在南疆组织开垦,试图推行在北疆已实行的民屯制度。他们开发新疆的具体建议及措施,仍围绕传统的移民或屯垦。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过程中,陈述对新疆善后事宜的见解,认为新疆善后宜以修浚河渠、广兴屯垦、清丈地亩、厘正赋税与更定货币为最重要之事。设省之后,首任新疆巡抚刘锦棠采取一些措施恢复生产,对旧的屯田制度进行改革,包括招募流民、安置遣犯、分授屯地牛具种子等。在新疆设省前后,开发新疆的具体规划亦未超出传统的范畴。

  新疆建省以后,随着国人对新疆战略地位重要性认识的加深,对如何开发新疆,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开始从长远的规划来关注新疆。时人指出,新疆“广袤二万余里,天时地利与腹地无大差异。膏腴之田遍天山南北,材木老山谷,马、驼、牛、羊翳原野,旃裘齿革屯都市,金、银、玉石、铜、铁、煤、石油、丹砂之藏,孕育环玮,亘古未尝试宣泄。而齐桑、罗卜诸淖尔以畋、以渔、物产之丰甲于天下。……思所以经营而扩张,此诚实业振兴之机。”

  当时国人对振兴新疆实业十分重视,并付之实践。清末新政中,伊犁将军长庚认为:“新疆应办事宜:一练兵,二蕃牧,三商务,四工艺,五兴学。”同时新疆巡抚也在全疆实施新政,在新疆各地先后设立工艺厂、劝工所、织造局等,开始兴办一些近代意义上的工厂。

  国人也注意到交通是开发新疆的重要问题。铁路建设不仅对发展新疆实业有积极意义,对中国的国防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些爱国之士为抵御列强对新疆的侵略,积极提倡修建通往新疆的铁路。最后一任新疆巡抚袁大化,曾就筹建新疆铁路事宜专门上书朝廷,认为在新疆修筑铁路为保全中国领土、转弱为强的关键。但朝廷无意图此大业,致使袁大化关于新疆铁路建设之议成为纸上谈兵。

  从清代中叶至民国时期,交通建设一直是百余年来开发西北建议中最突出者。民国时期,在新疆建设铁路仍是国人开发新疆建议的重要内容。孙中山的《实业计划》详订了“西北铁路系统”,主要路线是从北方大港至迪化再到伊犁,从迪化至喀什、于阗。孙中山的西北开发计划较全面,除铁路交通外,还主张发展新疆的灌溉事业,使用近代机器,开发新疆油田与玉矿,涉及交通、垦殖、资源开发与工业建设等方面,内容详备,是近代国人关于开发新疆计划中最具全局性与长远性的蓝图。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民政府时期,西北开发即是把孙中山的开发西北设想由认识层面逐步转到实践层面。谢彬于1916年受财政部委托调查新疆省、阿尔泰特别区的财政,曾撰写《开发新疆计划书》,涉及农牧商等问题,他也十分重视铁路的建设,强调“苟能筹措巨资,兴筑铁道,便利交通,组织公司,……新疆富力,必埒全国”。

(责编: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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