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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帝斗争看近代佤族国家观念的形成

黄光健

2010年05月21日18:08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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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佤族作为一个分布于边疆的少数民族,近代以前在国家观念的缺失下缓慢发展。“班洪抗英”事件掀起了佤族的反帝高潮,从而使佤族的国家意识经历了孕育和生成阶段,并在战争中得以锤炼和升华。在佤族的自尊和中华民族利益的引导下,佤族构建起国家观念,为中华民族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作出重要贡献。

  孕育:“我们是孔明的后裔,天朝的臣民,我们的祖国是中国”

  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关键阶段开始于甲午之败,民族存亡的危机感使人们认识到确立近代民族国家的迫切性。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虽然早有端倪,但其真正成为知识界的普遍意识仍在甲午战争之后。因而,甲午战败激发了国家意识。梁启超在《爱国论》中这样写道:“昔者不自知其为国,今见败于他国,乃始自知其为国也。”这种国家与民族自我认知的突出标志即是“国”的概念广泛兴起,“国权”、“国民”、“国耻”、“国地”、“国教”等词汇成批地涌现。在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佤族所经历的民族认同乃至国家观念的形成,则是一段艰巨的民族发展历程,也是佤族自我更新、自我超越的心理历程。

  《蛮书》卷四中记载:“望苴子蛮,在澜沧江以西,其人矫健,善于马上用枪铲,骑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才比胸腹而以,股膝皆露而以。兜暓上插犛牛尾,驰突如飞。”“望苴子蛮”即为佤族,它是从汉、晋时期永昌郡内的“闽濮”中分化而来。南诏统治时期,佤族自成一个民族群体,但他们自身却仍然分散为许多不同的部落,而且多分布于山区。在社会制度演变和众多朝代的更替中,佤族由于民族自身的原因,长期经受汉族地主的压迫,加上大多数佤族村寨依旧实行“窝朗”、“头人”制度,这种多层次统治,更加深了统治阶级对佤族人民的奴役和压迫。模糊的国家意识和相对封闭的民族聚集型决定了佤族从古代到近代的民族发展巨大差异和长久以来国家观念的缺失。

  1885年,英帝国主义侵占缅甸,为了打通与中国内地的大陆交通线,英国殖民者在外交、宗教等手段无法达到目的情况下,仗着洋枪洋炮的军事优势,毅然制造了武装侵占“隆银厂”的卑劣行径。1934年初,英国殖民者不听班洪、班老王的劝阻,悍然派兵300人侵占了炉房。此举震惊国内外,激起了边疆各族人民和全国志士的无比愤慨。“班洪事件”传出后,很快得到了边疆各地的响应和支持,有派代表慰问的,有援助弹药粮秣的,也有表示声援的。在此期间,镇康县长纳汝珍带领20多名士兵来到班莫,补助班洪铅巴子弹100多发,铜冒一万发,硫磺药两驮。孟角董土司属官张万美亲自到班洪,向班洪王胡玉山表示慰问。普洱督办杨益谦把班洪事件报告云南省政府,同时大造舆论,争取爱国者踊跃支持班洪的抗英斗争。

  4月中旬,李希哲(又名李占贤)率领“西南民众义勇军”来到班洪。从4月16日到5月16日,双方发生了几次激战,各有损伤。南大之战后,英军受到了应有的打击,遂即退到滚弄江(怒江)边,战事停止。之后,“西南民众义勇军”在班洪住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云南外交后援会”的段雄飞、夏成林和云南省政府的杨思林一道带了一批慰劳品来到班洪慰问。6月至7月,在云南省政府的压力下,“西南民众义勇军”大部分人在孟董就地解散,没有解散的随李希哲回到澜沧、景谷等地。这样,由班洪炉房引发的抗英事件结束。

  在佤山告急的危难时刻,班洪王宣布佤山愿划归云南省直接统治,这是班洪王的合理请求,也是佤族作为一个边疆民族对主权国家的一种莫大信任。佤族人民的这种国家观念,在班洪王胡玉山身上得到了体现。班洪王胡玉山常常在人前表示:“我们帮中国保守着当年吴尚贤所开的银厂,中国政府来开采的话,我们是非常的欢迎;如果英国人来开,我们非誓死反对不可。”他还常说:“我们是孔明的后裔,天朝的臣民,我们的祖国是中国,我们不愿做亡国奴,像缅甸亡给英国一样。”

  升华:“边疆弱小民族犹不失为中国之藩篱,与我祖国同胞相求相助”

  1936年1月到4月,迫于英国的压力,中英组织了边界会勘。在这次勘察过程中,佤族各地王、头目和群众对英国人表示了极大的忿恨。中英会勘人员所经之地无不备战,不允许英国人进入,要把英国人赶走。在班洪、班老,经中方委员极力劝阻和说服,才勉强同意取道。当勘察到甘孟时,各王和头目在塔亭集会,对界线坚持以民族自决的立场,用傣文写成“请愿书”,由爱国华侨尹溯涛先生译为汉文一并呈交给国民政府。继请愿书后,为了求得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各王再次在甘寨集会,用傣文联名写成“告全国同胞书”,书中说道:“警告我祖国政府,各省当道,各法团及同胞之前,请悯我边疆弱小民族之痛苦,又念唇亡齿寒之惧。……犹不失为中国之藩篱,与我祖国同胞相求相助,此所愿也。”

  从“告全国同胞书”全文来看,佤族已经把自己纳入中华民族的一员,以中国臣民自居。经历了“班洪抗英”事件,佤族同胞在国家观念构建中已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当中英会勘人员驻孟董时,中方首席委员梁宇皋被英国人收买,企图把勐角董、班洪、班老等都划归英方,令张万美召集各王和头目开会。在会上梁叫各王和头目在勘察录文上盖章签字,当即遭到了各王和头目的拒绝。佤族对勘察界务不仅如上所说,对勘察标木桩也是今日栽立明日拔掉,达到破坏之目的,中英勘察界务在阿佤山地段的界线问题始终没有明确解决。这充分体现了佤族同胞为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国家归属,始终抱定固有的民族国家意识。

  “班洪抗英”事件的爆发,不仅引发了西南各民族的区域民族融合,而且深深地牵动华夏大地各族人民关注佤山的拳拳之情。从民族学的角度讲,这是一种从民族的族内认知到族外认知转化中的国家性认同。诚然,一个不发达的边疆民族,在战争中构建起沉重的国家观念,既是历史的选择,又是民族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种深深的历史责任感。自明清以来,佤族在国界未定时,就为中国坚守着银矿,而在英国殖民者犯境之时,主动要求国民政府援助和发出《告全国同胞书》,既是将自己纳入中华民族一员的层面去要求自己,也是对主权国家保境安民的莫大希冀。近代中国屈辱百年,而依附在这块土地上的民众又何尝不是抱残守缺。国不能保民,民安在;民不能卫国,国何存。佤族同胞在国民政府的对英妥协中,坚持粉碎了英帝国主义的阴谋,构建并升华了边疆落后民族纯朴的国家观念。

  佤族的自尊心是国家观念形成的前提,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国家观念形成的根本

  佤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是国家观念形成的前提。正如马克思所说:“西方资本主义企图用来麻痹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鸦片没有起催眠的作用,而起到了惊醒的作用。”佤族虽然地处边地,跨境而居,但为了本民族长久以来的自尊心和对多元民族国家的自信,当英帝国主义犯境时,毅然拿起原始的武器,在牛角声中保全了边地的安宁。岩率头人说:“洋人来中国争地界,洋人争赢我们就成洋婆,汉人争赢我们就是汉婆,我们愿做汉婆,不做洋婆”。这既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向往,又是一个边疆少数民族自尊自信得以体现的保障。在反帝斗争过程中,云南省民众后援会在昆明发动各中学宣传募捐,并派慰问队将慰问品送到班洪,慰劳在前线战斗的义勇军和受难的佤族同胞,以表达内地人民对义勇军和佤族抗英武装的支持。后来,李占贤所带的几万元钱用尽,驮去的几百驮盐也已吃光,没有粮食,大家一起找野菜煮稀饭,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义勇军在佤山期间,军民相处犹如父老、兄弟、姊妹一般。正是这种民族之间无差别的共同作战,消除了佤族与汉民族的长久隔阂。

  中华民族的利益是佤族国家观念形成的根本。由于祖国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疆域、语言、文化、历史传统和生活条件等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整体,每个国家的人民总是在这个环境中实现其个人利益。离开了祖国,个人的一切利益都没有保障。佤族同胞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联合其他各族群众,书写了近代史反帝斗争的恢宏诗篇。“班洪抗英”事件过程虽然短暂,但在佤族发展历史中却意义深远。近代的反帝斗争让佤族这一边疆少数民族在国家观念的构建中从无到有,实现了中华民族家国天下的伟大畅想。总之,佤族国家观念的形成历程,是佤族先民的心理成长历程,这种构建在民族危亡形势下的国家观念,既保障了佤族聚集区的安宁,又间接促成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

(责任编辑:汪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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