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信箱|设为首页|收藏本站

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与法律地位的确立

宋月红

2010年04月30日11:06  来源:《中国民族报》

 【字号 打印 留言 论坛 网摘 手机点评 纠错
E-mail推荐:  

  历史发展表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创建新中国的过程中作出新中国不实行联邦制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决策,科学解决了国家结构形式问题,并以此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发展,以及中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民族区域自治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长期慎重观察,并在总结党的民族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决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历史必然。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仅不可动摇,而且要不断完善和发展。

  确立适宜的国家结构形式,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让少数民族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利,实现民族平等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曾有过实行联邦制的主张。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实行什么样的国家结构形式问题被提上议程。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草期间,研究中国国情和民族状况,并曾就是否实行联邦制问计于李维汉,最终作出了中国不实行联邦制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决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临时宪法的形式确立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而奠定了新中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的政治与法律地位。

  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确立适宜的国家结构形式,面对的是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特别是与少数民族地方的关系问题,其中所应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让少数民族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利,实现民族平等。

  中国共产党自1948年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后,就开始了以召开新政协筹备成立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为了联络、接待各民主党派人士和筹备新政协的各项具体工作,1948年9月26日,党中央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任命李维汉为部长。10月初,中央统战部向中央提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围绕这一草案的内容,经党中央多渠道、多形式地与各界协商,在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问题达成的协议中,将共同纲领问题和如何建立新中国中央政府问题列为新政协应讨论和解决的两项重要问题,并决定共同纲领由新政协筹备会起草。当时中共中央已在起草一个草案,这就是李维汉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1948年10月27日,该草稿第一稿完成,其中关于少数民族的内容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民族自治区。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会议选出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推选毛泽东为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常委会下设的6个工作小组中的第三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草案,周恩来为组长。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周恩来执笔起草《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初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

  毛泽东在共同纲领起草过程中和对草案修改过程中,提出并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问题。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向政协代表作了《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他表示,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草过程中,中共中央确曾在国家制度方面考虑过采用多民族联邦制。他说:“关于国家制度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多民族联邦制。现在可以把起草时的想法提出来,请大家考虑。”“这里主要的问题在于民族政策是以自治为目标,还是超过自治范围。”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和共同纲领起草之时,之所以要解决中国是否实行联邦制的问题,既是内部因素使然,也有外部因素的作用

  内部因素有二,其一是建立统一的共和国,创制国家根本大法的需要。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问题是建国的最基本问题之一。由临时宪法的性质与职能决定,共同纲领不仅回避不了这一问题,而且要对此在法律意义上给予明确规定。其二是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代表的民族自治区建立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党在民族问题上,比较早地重视内蒙古问题,领导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尽管党没有主张或设想将此作为一种模式在全国推行,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实现了民族平等团结,维护了国家统一,证明了党在这方面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和可行性。这一基本经验在党的民族工作决策中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乌兰夫曾就内蒙古情况作了发言,会议以文件的形式印发了发言的主要内容。新华社1949年9月2日社论说:“中国共产党是主张少数民族的自治,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习惯的,凡是知道内蒙解放区和甘肃已解放的回民区情形的人,已经不再有怀疑了。”9月7日,周恩来还举陈嘉庚参观内蒙古的例子说,陈嘉庚参观内蒙古后反映内蒙古的蒙、汉民族合作得很好,犹如兄弟一样,“这消息我们听了非常高兴,这足以说明我们的民族政策的成功。”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与发展,为新中国成立时在联邦制之外寻求解决国家结构形式问题的方案,提供了一定的认识和实践基础。

  外部因素主要是新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分裂中国和利用民族问题破坏中国统一的企图与危险。当时,一方面,帝国主义支持西藏独立活动,并策动了“7·8驱汉事件”。新华社1949年9月2日社论指出:“7月8日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逐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干涉和插手纯属中国内政的所谓“台湾问题”,企图将台湾与中国大陆隔开,并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对此,周恩来在1949年9月7日所作《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报告中指出:“任何民族都是有自决权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是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决策,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创建单一制的多民族平等团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民族理论成果,构成了中共中央决策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指导思想,这是决策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他们所处时代的多民族国家无产阶级胜利之后,应采取单一性的民主共和国体制、自治制还是联邦制研究的基础上,主张建立民主的集中统一的国家。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指出:“在我看来,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列宁论述了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对国家结构形式的要求,他在《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无条件地承认争取民族自决的自由的斗争,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支持任何民族自决的要求。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其真正的主要的任务不是促进各民族的自决,而是促进每个民族中的无产阶级的自决。我们应当永远无条件地努力使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最紧密地联合起来。只有在个别的特殊情况下,我们才能提出并积极支持建立新的阶级国家或者用比较松散的联邦制的统一代替一个国家政治上的完全统一等等要求。”他还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指出:“在各种不同的民族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情况下,并且正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者是决不会主张实行任何联邦制原则,也不会主张实行任何分权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迈出的巨大的历史性的一步。”“民主集中制不仅不排斥地方自治以及有独特的经济和生活条件、民族成分等等的区域自治,相反,它必须既要求地方自治,也要求区域自治。”

  李维汉在向毛泽东提出建议时,特别引用了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关于民族自决和自治问题的论述,以此来论证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依据和科学意义。他还研究了斯大林把自治分为行政自治、比较广泛的政治自治、更加扩大的自治、最高自治形式即条约关系四级的论述,认为其中行政自治一级适合中国国情,建议采用。毛泽东采纳了这一建议。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自决和自治的理论指导下,结合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逐步形成并发展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以此制定了相应的民族政策,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建了内蒙古自治区。

  从李维汉向毛泽东提出的中国不宜实行联邦制建议的理由可以看出,其决策的国情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民族人口与居住状况。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苏联少数民族人口与俄罗斯民族大体相等,各有7000多万人。而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6%,并且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之间往往互相杂居或交错聚居。二是历史发展状况。李维汉认为,苏联实行联邦制是逼出来的。本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主张在统一的(单一制的)国家内实行地方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只在例外的情况下允许联邦制。但俄国经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后,许多民族实际上已经分离为不同国家,因此不得不采取联邦制把按照苏维埃形式组成的各个国家联合起来,作为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而我国则不同,国内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平等联合进行革命,到平等联合建立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经过民族分离,始终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在所有代表中,以国内少数民族代表身份与会的有12人,其中正式代表10人,候补代表2人,分布在各单位的少数民族代表11人。据参加会议的内蒙古自治区代表刘春回忆,会议讨论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时,代表们认为,把民族区域自治确定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是非常正确的,完全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国内民族关系的实际。乌兰夫于1949年9月24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上发言时指出:“蒙汉各民族间平等团结的新的民族关系,是内蒙古民族解放与新内蒙古的建设事业所以能顺利进展的重要条件,也将是新中国建设事业所以能顺利进展的重要条件。”“现在,这一不仅适合于蒙古民族,而且完全适合于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经过总结,已成为我们必须共同遵守的纲领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9日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民族政策,该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从此,关于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决策变成了国家意志。新中国成立以后颁布的宪法,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地位,开创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发展道路。

  (作者单位:当代中国研究所)

(责任编辑:常雪梅)
我要发表留言
匿名发表        署名    验证码:
                                      留言须知
访谈
访谈:白音门德、朝鲁孟谈内蒙古“三农三牧”
访谈:全国政协委员阿称谈藏区跨越式发展机遇
访谈:邬丽娅·司马义诺娃谈新疆电视事业发展
访谈:艾克拜尔·米吉提谈哈萨克文媒体发展
访谈:咸顺女谈朝鲜族文化艺术传承与发展
精品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