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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教派冲突启示:模仿、照搬注定会水土不服

于福坚 2010年03月12日15:29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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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仿、照搬,注定会水土不服——匆忙前行中的尼日利亚国家整合

  今年是尼日利亚独立50周年,但祥和安定并没有因此降临尼日利亚。距离去年11月在巴奇州发生的教派冲突不到两个月时间,自今年1月起,在尼中部高原州首府乔斯周边地区的教派冲突已造成超过300人死亡。频繁发生的教派和部族冲突表明,尼日利亚的民族国家整合道路依然长远。

  阵痛:从部族社会到民族国家的转变

  与非洲其他地区不同,尼日利亚并不是“文化上的暴发户”。早在公元前9世纪,诺克人就已经在此铸造铁器和制造陶器。15世纪,当第一批欧洲人到达尼日尔河流域时,当时的桑海帝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组织高度完善的王国,拥有纪律严明的军队、周到的宫廷礼仪活动以及各类工匠艺人。尽管如此,尼日利亚像其他非洲国家一样,在独立后仍面临民族和国家构建的双重任务。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并没有给尼日利亚的国家构建带来任何优势。从本质上说,独立前的尼日利亚仍然是一个部族社会,源自于欧洲的民族和国家概念对非洲来说都是全新的。

  所谓“部族社会”,是相对于欧洲国家体系而言的一种政治体制。该体制是“以同源同种,血亲传承连接而成的社会纽带和其他各种社会关系”。亲缘关系和血统传承是部族体系的关键。因此,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民族概念不同,部族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一个部族组织就是一个扩大了的父系血亲系统,即一种世系相传或同根同源的纽带。

  长期以来,非洲地区即是由成千上万的部族社会组成并进行统治的。温和的部族关系使非洲保持了数千年的稳定状态,但西方殖民者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根据势力大小在地图上用铅笔和直尺划分出来的殖民地,将不同的部落圈到同一块土地上或将同一个部落分割到不同的地域间。殖民时期,殖民政府曾凭借超越部族权威之上的权力,暂时维持了殖民地的整合。但是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展开,这一权力不复存在。因此,依照欧洲民族国家模式在原殖民地版图上建立起来的非洲独立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即是如何在部族间培养国家意识,将地方性的部族改造成为全国性的民族。但是部族本身的封闭性决定了非洲国家的民族和国家构建异常艰难。这也是非洲独立运动半个多世纪以来,多数非洲国家仍政局动荡、纷争不断的深层次原因。

  独立后的尼日利亚同样面临这个任务,只不过要显得更为艰难,因为他是非洲部族问题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在尼日利亚9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250多个部族(或民族),其中,北部的豪萨-富拉尼族、西南部的约鲁巴族和东部的伊博族是3个最大的部族。尼日利亚的民族冲突也主要发生在这3个部族之间。1960年10月1日,尼日利亚获得独立,并仿照英美体制建立起联邦政体、议会制度和政党政治。但是以三大部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多党政治和区域管理体系很快就使尼日利亚陷入政局更迭和部族纷争的混乱境地。凭借北方人数众多的优势,代表豪萨-富拉尼族的巴勒瓦组建了尼日利亚的第一个独立政权。但是巴勒瓦上台之后推行偏向本族利益的大部族主义政策,引发其他部族和政党的不满。1966年1月,几名伊博族军官在伊博族上层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杀死了联邦总理巴勒瓦和几名北方著名人士。但是仅6个月之后,北方士兵就再次发动政变,将伊博族人赶出政府机关和兵营,并将他们成批地杀死。受到威胁的伊博族人开始了民族大迁徙,从全国各地迁移到聚居的东部地区。1967年5月30日,在东部地区首府埃努古,奥朱古中校宣布成立伊博族人的比夫拉共和国。联邦军队旋即开始干涉,尼日利亚内战爆发。

  在30个月的抵抗中,实力差距悬殊的伊博族人并没有获得多少机会,内战最终以伊博族的投降和奥朱古的流亡告终。这场内战共造成100多万人死亡,其中多数为伊博族人,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部族矛盾。残酷的内战使得尼日利亚政府不得不重新思考国家构建问题。恰如美国记者戴维·拉姆所总结的:“可怕的比夫拉战争的教训似乎是:如果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有一种把国家利益置于部族利益之上的意愿,有一个能为全体人民确立优先考虑目标的、团结一致的领导集团,以及有一个通过发挥他们国家的潜力,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取得了某些好处的民族,就有可能在尼日利亚——也许是整个非洲——成立国家。”

  整合:通过国家力量强制进行

  部族之间独立存在的特点决定了尼日利亚不可能自发形成统一的国家意识,而只能通过国家力量进行强制性整合。针对尼日利亚各大部族的分散性特点,联邦政府采取了以分散地方势力和增强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国家整合策略。

  这一策略首先体现在打破部族区域划分,建立州级单位上。长期以来,尼日利亚沿袭了英国殖民时期的区域统治格局,即按照三大部族聚居地将国家划分为东部、西部、北部3个行政大区以及首都区,共计4个行政区。三足鼎立的区域格局使得尼日利亚联邦有名无实,仅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为改变这一状况,1967年经过政变上台的戈翁军政府决定打破部族边界,将3个行政区拆分为12个州。1976年奥巴桑乔政府又将州的数目增加到19个,并将联邦的三级行政体系写入1979年宪法。1987年、1991年和1996年又分别将州的数目增加到22、30和36个。撤区建州的做法在削弱主要部族的地区主义的同时,也满足了其他小部族的自治要求,从而达到增强中央权威、削弱地方势力和减少族际矛盾的三重效果。

  其次,尼日利亚的国家整合策略还体现在收归地方权力上。尼日利亚在独立之初就确立了联邦制原则。但是该原则主要沿袭了殖民地时期英国的“分而治之”的传统,大量权力集中于地方部族首领和酋长手里,不利于国家的整合。为此,从奥巴桑乔政府开始,借鉴美国三级联邦体制,采取了以中央集权为特点的联邦制改革。1976年联邦政府颁布“地方政府改革法案”,废除全国土王和酋长的地方征税权,废除北部地区土王和酋长在地方设立法庭、监狱和警察的权利。同时成立地方民选政府,作为联邦的第三级政府。1978年颁布土地使用法,宣布废除土王、酋长控制和分配土地的权利,规定全国土地归国家所有,各州土地由政府和地方政府控制与管理。在经济领域,逐渐增强联邦对地方的财政控制能力。凭借独立之后的国有化政策,联邦政府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各州除了具有少量的独立财政来源之外,州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几乎主要依赖于联邦政府的岁入分配和补助资金。根据2008年的“岁入分配方案”,联邦政府保留财政收入的53.7%,这个数字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达到80%以上。

  尼日利亚的国家整合策略还体现在各个领域减少部族因素的影响。1979年奥巴桑乔政府颁布新宪法,规定所有政党必须向尼日利亚人开放,不论性别、出生地、宗教和部族集团的不同。还规定任何政党的名称、符号等都不能保留和隐含任何部族和宗教色彩。同时开放党禁,从35个申请注册的政党组织中批准了5个全国性政党参加总统竞选。上述做法推动了尼日利亚的部族政党向现代政党的转变。吸取内战时期不同部族军官争权夺利的教训,联邦政府在高级军官的安排上注意不同部族的平衡,在征兵时也强调不同地区和部族的比例,防止任何一个部族在军队中获得支配性优势。尽管在沙加里政府时期部族主义曾再次泛滥,但是削弱部族因素影响,培养整体国家意识成为此后历届政府的主要目标。

  此外,联邦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推动民族一体化和国家意识的培养。多元性是部族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但是这里的多元性与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多元文化主义不同,它是一种缺乏共同纽带的分散的多元。“多元国家是指由为数众多、彼此不同的种族集团组成的多种族国家……尽管它们有可能拥有某些共同的制度,但不一定是由共有的制度和关系将它们整合到一起的。”因此,培养超部族的公民文化和意识就成为多元国家进行现代国家构建的主要任务。为此尼政府在多个方面塑造“尼日利亚人”的概念。尼日利亚1989年宪法明确申明积极推行国家一体化,对籍贯、出生环境、性别、宗教、身份、民族和语言等相关的歧视予以禁止。鼓励不同籍贯、宗教和民族的人之间通婚。在中小学生中进行民族国家和国家一体化观念的教育。

  政府主导的国家整合策略推动了尼日利亚从分散的部族社会向统一的现代国家转变。但是,屡见不鲜的军事政变和频繁的部族冲突表明,尼日利亚距离真正的现代国家还有相当漫长的一段距离。

  困境:部族矛盾仍然是最大挑战

  部族矛盾仍然是尼日利亚国家整合面临的最大挑战。首先,内战留下的部族创伤在很长时间内难以消除。如伊博族小说家埃克文西所说:“欧洲在三十五年后仍在讨论它的战争,所以你不能指望我们会在十年之内就把一切都忘掉。”其次,尼国家政权长期由北方部族把持,他们在一系列国家整合措施中采取偏向于北方部族的做法,引发其它部族的强烈不满。1993年赢得大选的约鲁巴族人阿比奥拉被巴班吉达军政府宣布无效,引发约鲁巴聚居区时间最长、程度最激烈的抗议。而1999年同为约鲁巴族人的奥巴桑乔赢得大选,又被北方部族认为是对他们利益的威胁,为此还组建了以保护北方部族利益为目标的阿雷瓦人民代表大会。再次,撤区建州在分散三大部族势力的同时,也制造了新的部族矛盾。因为建立新州涉及到州界划分、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资源的分配等问题。这些问题经常成为引发部族矛盾的导火索。撤区建州的目的在于削弱大部族的势力,但是在新建州内部则又会形成新的优势部族和少数部族,从而产生新的部族矛盾。最后,联邦的财政收入分配也成为引发部族矛盾的根源之一。石油是尼日利亚的主要收入来源,石油产区的少数部族一直试图获得石油收入的更大份额,甚至对石油资源的控制权,但是这部分收入的分配都集中在联邦政府手里。

  宗教分歧是尼日利亚国家整合的另外一个障碍。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尼日利亚的两大宗教。尼日利亚的宗教分布与部族分布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前者主要集中在北部豪萨-富拉尼族地区,而后者则集中在西南部的约鲁巴和东部的伊博族聚居区。也正因为如此,尼日利亚的部族矛盾经常以宗教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反之亦然。1979年宪法和此后历年宪法都规定尼日利亚是一个世俗国家。这一规定被致力于政教合一的穆斯林认为是基督徒的阴谋。北方穆斯林凭借长期掌握尼国家政权的便利,在宗教信仰上推行有利于伊斯兰教的做法,因而引发基督徒的强烈不满。在地方层面,近年来频发的部族冲突几乎都由宗教引起,而尼日利亚的宗教分布决定了即使是很小规模的地区冲突,也会很快蔓延到其它地区。自今年1月发生的教派冲突即源于乔斯市的穆斯林试图在基督徒聚居区建立清真寺。

  尼日利亚的国家整合及其面临的困境只是非洲现代国家构建的一面镜子。缺乏欧洲民族国家构建的原生性基础,使得后殖民时代非洲国家的构建过程缺少了一点从容。正如尼日利亚一样,匆忙上马的国家构建只能选择模仿和照搬,而这一做法注定会导致水土不服。后殖民时代的非洲现代国家构建仍处于漫长的探索之中。

(责任编辑:汪东亚)